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人類學

人類的知識保存在這個時代受到極大的挑戰。知識從原本的經驗累積、對事物的觀察分析、對世界對宇宙的看法,變成了一門大量生產並且受到篩選的「產品」,能使個人/國家獲得利益的知識便被繼續轉譯、利用(所謂「應用」)下去,而那些緩不濟急的、不知道在做什麼的學科,就等著被邊緣化然後淘汰。一如所有商品都有週期而「需要」被汰換。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而這套「知識-商品」的價值觀也開始衝擊到一些「邊緣」的學科,比如人類學。
  皮卡克寫的挺悲觀,不過不能否定他在〈人類學的未來〉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比如他提到,作為一個因殖民而興起的學科,當殖民時代結束後,人類學能否跟上(甚至超前)時代腳步,還是最終將被時代淘汰(想想古物學的景況)。而且,人類學不似醫學、法律那樣子可以獲得執照作為開業手段來謀生(或者對人類的生活有「重大貢獻」)。人類學甚至被視為一門古怪的學問,包含神秘的研究對象和課題。從這幾點看來,這還真是一門不合時宜的學科。但我們不該忽略人類學的反省批判能力,當歷史學、科學仍舊洋洋得意自己的啟蒙寶藏之際,人類學者開始批判起啟蒙的前提(關於人性),開始檢討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並且在深入各地的人群時,開始反問倫理道德的問題。人類學不似哲學(也不只研究思想),除了理論層面,人類學還有十分重要的實踐面,也就是田野調查,而在 Nancy Scheper-Hughe的文章中,就有大量的關於田野-倫理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代逐漸形成了一些「全球共識」,包含對於婦女、小孩權利的保護等等。透過國際組織的推廣和訊息流通快速的網路,這些(從西方出發的)價值觀被視為「普遍人權」,並且作為全球的典範。人類學者在這樣的價值觀底下該如何作為,是尊重當地情況,還是捍衛價值觀?人類學如果不只做為一個旁觀者,而做為一個行動者進行討論,人類學者的姿態是什麼? Scheper-Hughe採取的立場是認為人類學者應要介入,在探知社群的秘密(理解他們的思考邏輯時)時,仍就有基本倫理義務,也就是主張所有人都有”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answerability to ‘the other’—the ethical as I would define it—is precultural to the extent that our human existence as social beings presupposes the presence of the other.”也就是,在這個時代,人類學者同時也要作為一個發聲者,捍衛著基本的立場,介入公共事務,並且在參與之際,反思研究和介入的倫理關係。但必須檢討的是,這樣的觀點還是相當核心-邊陲式的,這就意味著人類學的價值觀(直至倫理)都是以西方為中心出發,而邊陲國度的人民在做人類學調查時,也必須加入捍衛西方價值的行列中。不過, Scheper-Hughe的討論也給予了人類學在當代復活的契機,也就是人類學不只有觀察者的立場,更參與進公共事務的深入討論,作為行動-介入者。
  而當一個學科能有相當高的批判能力時,代表學科仍保有活力。人類學的知識將不在只限於學術界、博物館,而是將進一步進入公共討論的領域,而這個傾向在世界各地都開始能夠看到,包括大衛格雷伯的行動,或者人類學的網路部落格。人類學內部還有許多未解的問題,包含殖民-被殖民問題、倫理問題等等,而這些也正是全人類要去謹慎面對的問題。人類學在未來的時代,我認為,並不會消亡,因為這是一股檢討世界發展的重要批判脈絡。而走出學術界,透過靈活地參與進公共事務、挑起重要討論、處理困難的倫理問題,能使人類學者和人類學的領域逐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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