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蔡元培對五四之後學生運動的立場
──從對學生罷課的態度切入探討
林意真
前言
筆者之所以想做這個題目，是想釐清與深究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之後對學生運動的立場，並從對學生罷課的反對態度討論其原因。在〈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中，蔡元培提到「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這句話讓筆者驚訝，當時後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為學生罷課、工商界響應施壓才讓政府讓步，而且蔡元培也基本上被公認為學潮的支持者。那麼做為一個北京大學校長，為何在五四之後的一周年發表這樣的演講？五四的學生運動與罷課在之後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需要蔡元培如此反對？筆者是否誤會了這段歷史，或者簡化理解了？就在這樣的好奇之下，筆者決定仔細檢視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之後的態度和行為，並且為筆者的疑問做出解答。
本文分成三章。第一章是文獻回顧，主要梳理蔡元培的自敘、演講寫成的雜文等幾篇文章。大抵讓讀者掌握1916 -1920年之際，蔡元培對於教育的主張，和對運動的態度與行為。另外，也梳理二手研究材料，主要有崔志海的兩篇文章〈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和鄭勇的〈蔡元培──在「讀書」與「救國」之間〉；第二章深入探討當時蔡元培對於學生罷課的態度和其中原因；最後一章，也就是結論，則提出筆者的一些思考，並且對前面幾章做回顧與總結。
一、
文獻回顧
筆者在文獻回顧中，先梳裡史料，如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1]的內容，使讀者了解當時蔡元培任北大校長的狀況，並梳理蔡元培幾篇重要的文章，如〈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1919）[2]和〈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1920）。[3]在這基礎之上，分析崔志海的〈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和〈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與鄭勇〈蔡元培──在「讀書」與「救國」之間〉[4]三篇文章，更進一步對話，並為釐清蔡元培當時看似矛盾的行為，予以堅實的論證基礎。
（一）史料梳理
在一九一六年出任校長以前，蔡元培認為「國事決非青年手足之力所能助，正不如力學之足以轉移風氣也──惟一之救國方法，只當致意青年有致力者，從事於最高之學問，歷二三十年，沉浸於一學專門名家之學者，出其一言一動，皆足以起社會之尊信，而後學風始以丕變。即使不幸而國家遭瓜分之禍，苟此一種族，尚有學界之聞人，異族虐待之條件，必因有熟持公理之名人為之刪減。」並又認為「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於人，非恃一手一足之烈」這基本型塑了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方向。[5]
在蔡元培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裡，提及當時要繼任北京大學校長，最主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北京大學的前身是從京師大學堂，但學生的心態並未隨著改制而改變，進入大學為的是以後畢業的出路和尋找靠山。在蔡元培上任後，便在第一次的演說中強調「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6]並透過招聘教員、調整大學科系、提倡社團與刊物雜誌來改善校園學術風氣。而對於學生運動，蔡元培認為學生該以求學為主，學校也不應有政治組織。這樣認為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理念，表現在蔡元培於民國七年時，極力阻止學生遊行請願，當時甚至幾乎辭職。但到了民國八年的五月四日 時，蔡元培在文中寫下「……學生又有不簽自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7]但在五四時，部分學生因放火燒宅和揍毆的事件而被逮捕，做為校長的蔡元培力保學生，並且辭職出京。然當時學生仍在對抗政府，不斷被捕，最後學生被監禁在北大第三院中，引起學生不滿而行全國罷課，甚至使工商界響應而罷工罷市，成功向政府施壓，使政府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爾後，蔡元培因為校務問題而回來任職，並發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他強調學生救國應重在專研學術，不可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篇可以看到，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基本上保持不支持的立場，並且認為罷課最終無法救國，若要救國仍需專注在求學之上。這裡基本上勾勒出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之後的態度。
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發表的〈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中，可以明顯看到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與罷課的抑止，提醒他們在這場運動當中已經喚醒了國民，不需要繼續承擔如此社會責任。於結尾部分，蔡元培向學生呼籲「自今以後，願諸君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8]也就是問題的解決該有紮實的學術基礎，如此才能夠支撐中國的前途。但為什麼蔡元培不斷重申學術的重要性？為何認為學術是救國方法？這些延伸的重要問題待第二章解決。
而在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二零年的五月四日 ，蔡元培又發表了〈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裡面提到學生們意識到政治問題背後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也使國民逐漸注意覺醒，但是罷課的代價太大了，除了在學術上有所損失外，同時也會讓罷課成為運動的把柄，另外也會有群眾運動產生的虛榮心和倚恃心問題。且社會問題不該只由學生獨自擔起，但沒有相對應的學問基礎和修養，也就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從文章中反映出（１）罷課除了減損在學術上專注的時間，同時也帶來心態上浮動，和做運動濫用的藉口；（２）學生並不能將自己想成萬能，社會問題需要共同解決；（３）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學問、道德的積累。[9]
從上述史料的回顧中，可以看到從五四事件（甚至更早）到五四的一周年，蔡元培始終秉持學術為先的立場，並強調學術為救國之基礎，反對罷課、過多的學生運動做為抗爭的手段。其中原因除了政治涉入的因素，同時也要校正當時候的風氣。
（二）二手文獻梳理
而崔志海的〈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10]提及，蔡元培雖為同盟會原老成員，但是出任北大校長是出自於己願，甚至在出任後逐漸改變自己的政治態度，不再以黨員的身分介入，而以學者的身分自居。除了使自己與政界劃清界線，蔡元培基本上也不支持學生的政治運動。內文的其中一個命題主要是釐清當時蔡元培在五四時期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而作者認為不該輕易將蔡元培歸類為支持或者反對學潮的人。同時作為教育家和愛國者，蔡指出學生不可不關心國家命運、閉門讀書，在1918-1919年之際，蔡元培極力鼓吹關心政治、組織演講和會議，當時候的愛國風潮一部分是由他所帶起，並間接或直接[11]的影響五四運動的產生。五四之際，他將希望寄託於學生，但眾多學生因為放火燒宅的事件而被逮捕，蔡元培拒絕開除學生學籍外，並力保學生出獄，而在學生罷課之際也予以支持，甚至辭職北大校長職務。作者最後總結「在有關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問題上，我們既不能因蔡元培說過許多反對學生運動的言論而否定他對五四運動所持的支持態度，也不能因為他曾支持五四運動而籠統地說蔡元培是學生運動的積極支持者。」[12]作者基本上點出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之際的立場，提醒讀者必須注意不能將蔡元培的角色簡化，支持五四運動與反對學生沉溺政治運動的立場其實並不矛盾。而筆者將針對此，檢視蔡元培五四後的學潮所持反對的態度，及對學術救國的立場作更縝密的討論。
在另一篇〈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13]則是根據〈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更進一步討論蔡元培在此時期的角色。內文提到本著罷課對學術和精神性的損失，蔡元培對五四之後發生的幾次學潮都持著抵制態度，甚至與鬧學潮或罷教的老師發生直接衝突。從實際例子來看，1921年6月因為北洋政府積欠職員薪水，而引發職員與學生罷課並發起請願運動，但是當時蔡元培便認為教師藉由罷教索薪反而貽誤學生學業，不當如此。另外，在1921年九月從歐洲回來後，蔡元培便針對教育風潮指出：「現在，我們覺得以前所用的罷課手段，實在犧牲太大了；罷課這麼長久，所收的效果，不過如此，這實在是初料所不及的。」這篇文章提供了蔡元培在五四之後反對罷教罷課的原因，還有反對的態度。
在鄭勇的〈蔡元培──在「讀書」與「救國」之間〉[14]詳盡提供蔡元培在五四之後所面臨的情況與心態，和學術救國的基礎理念來源。五四之後，蔡元培除了要面對政府的施壓、干預和指責，另一方面也改革五四後的學生運動流弊，提倡「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而蔡元培之所以會反對學生、學校干預政治，主張學術（文化啟蒙和教育）能救國的原因，是因對於晚清以降對中國歷史積弊的理解，「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並強調「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其中一點重要的反思便是「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人才，而欲以少數人戈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15]也就是，教育和學術的重視是在戊戌變法的失敗下所體認的，為的就是不重蹈覆轍，並且紮下國本。
以上是筆者對於幾篇史料、二手文獻的基本梳理，以下將使用上面的材料作更進一步的解釋。
二、蔡元培對罷課的反對與背後原因探討
（一）當時的狀況與蔡元培的主張
基本上，蔡元培對於學生在校園的政治運動並不支持，亦不贊成學生組織遊行，在1918年便試圖阻止過一次學生向政府請願的遊行。當時，蔡元培極力保持與政府之間的距離，讓學生與學術的發展能夠自由，不許政界干涉其中。但是蔡元培等人對於西方現代學術思想的主張，實際上和不少政府的官員站在對立面。一戰結束之後，蔡元培經常舉辦演說，在〈蔡元培──在「讀書」與「救國」之間〉提到，「此時的蔡元培無疑是當時無數陶醉在對中國前途充滿幻想的人群中的一員」。[16]但在巴黎和會的問題爆發出來後，蔡元培在失望之餘便向學生呼籲此事的嚴重性，學生也召開會議決議上街示威。然五四事件的爆發在蔡元培的意料之外，本只是一場抗議遊行，最後卻演成燒宅打人。此時蔡元培陷入矛盾的處境中，一方面同情學生救國的選擇，並全力保救，但另一方面卻與自己反對學生涉入政治的立場發生衝突。爾後蔡元培甚至請辭離京，使得學生未止息學生運動的抗爭，要求蔡元培回北大任職。
然「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蔡元培在〈告北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提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在於學術，要讓學生將心力轉放在讀書，而非持續於救國運動。我們可以這麼講，蔡元培主張學術救國，從核心的思想文化重新革新社會，但是反對學生將心力投入在救國運動上，強調「救國不忘讀書」。而據蔣夢麟的側寫，當時蔡元培擔憂「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嚐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並且強調蔡元培並無煽動學生鬧風潮的舉動和心態，「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17]
五四事件時蔡元培的聲援，看似與其原本教育與政治分開的主張有所矛盾，但仔細檢視，在五四以前以及五四以後，不管他不贊成學運的態度，抑或他對學生應該以研究為主的想法，蔡元培的態度並未改變。在學生被捕時，他竭力救助他們出來，也可以說那是因為他重視學生這一群體，尤其從他深刻認知中國的未來便在教育上，而這群學生正是目前正待培育以因應未來的主體。至於到了五四運動爆發那天，他說「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則可能是因為他意識到當時的遊行的情形已經不容他多加置喙，他再強硬地發聲阻止也沒用，加上當時巴黎和約即將簽訂的複雜背景，他心理必然也交織無措，因此很難說他在當時便是由衷的徹底的一改先前所認為大學生應該以求學為主的態度。而是覺得，到了這一關鍵時刻便任他們隨流而去，因為他可能知道，硬是去阻擋的話，搞不好會釀成更大的災禍。當時他將部分希望寄託在學生身上。但在五四學潮過去以後，蔡元培便重拾過往對學生運動的態度，予以極力的阻止。
（二）反對罷課、後續學潮的原因
從上述的文獻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在五四之後，之所以不斷重申反對罷課與學生運動的反對言論，筆者歸納幾點原因，（１）使學術停頓：罷課、學生運動造成的浮動風氣，使學生無心在學業上打基礎，渴望更快速的解決問題方式，但多留於高談闊論，然此非救國之途；（２）產生虛榮心與依賴心、沾染政治：使學生領袖濫用運動為藉口發動罷課，虛為爭取權益，實則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或為領導群眾而產生虛榮心。而依循領袖的群眾大多為無意識的跟隨，這也造成思想的摧毀；（３）罷課流於形式：社會對此冷漠或反感，請願和罷課成為無意義的事情；（４）學生非萬能：從蔡元培的演說可知，他認為學生非萬能，且無法透過運動為社會擔起所有責任。而蔡元培之所以反對罷課、提倡學術，源自於各種變法、革命的失敗得來的教訓。而罷課產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且兩敗俱傷，故蔡元培提「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18]
（三）反對的歷史背景梳理
當時辛亥革命雖看似成功，實則失敗，蔡元培等人檢討其失敗的關鍵核心，在於未打下教育人才的基礎，因此開始提倡以學術為救國之本，而蔡元培是這主張的領導人物之一。他們認為「沒有人才」是中國積弱最根本的問題，解決方式便是由各領域專家指導社會。[19]也就是，救國的基礎為紮根代學術、思想與文化，如此能改善社會風氣，也能對社會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在軍閥混戰、政府政治混亂、社會不安的情況下，對於學術思想自由的培育與保護便是當前要緊之事。在五四之後，蔡元培於〈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等演說中，不斷強調反對、罷課回歸學術，這樣的呼籲除了使學生運動漸導入學術之中、保存北大學術風氣外，同時也是向政府宣示學生與政治的分流。而蔡元培在之後也不斷堅持這樣的立場，在〈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可以看到其對於罷課活動、學生運動的壓抑。
（四）當時的聲浪
當時與蔡元培立場相近的胡適、蔣夢麟，在一九二零年五月四日 也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20]內文表示，罷課與學潮的不斷湧出，會讓學術停頓、影響人心，但是國家社會的拯救需要的不是這些幾乎流於俗濫的運動，而是真切的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調查和分析。真正的學生運動該從三方做起：（１）學問生活：當時的求知風氣漸起，除了中文讀物外，也多接觸外國出版品。勇於對不好的老師提出抗議。並對社會養成觀察、調查的好習慣，而不是空談事情。對於不滿意的事情提倡改良而不是破壞；（２）團體生活：除了增加各類團體之外，也藉由法規加強組織的完備，同時注重容納意見與責任的精神；（３）社會服務的生活：舉辦通俗演講、平民夜校等實際且基礎的方法救國。在文末則向教育家呼籲，「不要夢想壓制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動。」而對學生呼籲「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麽？學生運動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榮譽，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21]
而相較於〈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蔡元培在〈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中，並未提及有關落實學術救國的方法，而是不斷的在文中呼籲學生莫濫用罷課、犧牲學術。而在陸續的幾年北大開學之際，蔡元培也反覆論述以學術為本的大學精神。然這樣的呼籲奏效嗎？惲代英所寫的〈蔡元培的話不錯嗎？〉[22]
似乎反對蔡元培這樣一味的呼籲。文中提及蔡元培「是全國智識界領袖人物，他的話格外值得尊重。而且現在實有不少的青年，只知空空洞洞的乾喊革命，實則沒有組織，沒有辦法，亦並無絲毫真個去進行革命的心，這實在怪不得蔡先生要反對。這種浮囂虛偽的青年，我們大家都應當反對的。」但也批評「但是蔡先生亦同別的智識界中人一樣，常發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議論，以迷或一般的青年。」惲代英的文章提出當時學生與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疑惑，向蔡元培指責做為知識分子的領袖，卻談空話。
但檢視蔡元培的論述，其更深層的是處理個人面對世界的態度，從〈新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23]一篇，反映蔡元培將「美」視為超越利害現實的理想目標，並且使在環境的刺激中保持平和。蔡元培對思想文化的改革並非做為達政治目標的手段，而是將思想文化本身就做為目的在努力。政治、經濟、社會若是要建設完全，必須先從思想文化下手，將教育基礎打好，才能有真正救國可能性。立即性的政治干預、革命都在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宣告失敗，並帶來社會的混亂。因此，在救國的節骨眼下，更該注重在學術方面，並且處理到個人層面的部分，使人能夠平和的面對當下，不去自殺或者盲目隨群，而有以確切掌握的學問基礎來釐清社會問題。所以在這樣的理念下，透過罷課的阻止、不斷的呼籲、解釋，使學生意識到專心致力於學的重要性。
透過筆者在第二章探討蔡元培反對五四後的學生罷課的理由，可以大略知道，蔡元培對於學生運動並非全然支持，對於罷課、未經計畫的學生運動予以反對。持著學術自由、學校與學生不該捲入政治的態度在面對五四後不斷的罷課，照這樣的解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蔡元培會講說「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而對學術自由的保護的立場，是來自於歷史的教訓，前面幾次的變革、革命都不採納教育人才的方法，導致失敗。如今作為北大校長，面對罷課帶來的破壞，自是堅持學校的學術風氣。以上為筆者的第二章小結。
三、結論
簡扼回顧上述所梳理的文章與闡述，本文筆者主要參考當時蔡元培的演說雜文，和蔡元培的自述，另外也帶出如胡適、蔣夢麟、惲代英、羅家倫、田烱錦等人對於蔡元培的看法，並且以二手材料作為論證的基礎。筆者書寫這篇的主要目的，除了檢視蔡元培在五四後的立場，同時也是要和那些將蔡元培立場簡化的文章作對話，試圖勾勒出蔡元培在五四後的複雜立場與背後的原因。筆者一向認為，對歷史的思考決不能單一化，必須不斷的重新檢視遺漏的細節，並提出合理的解釋。而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試圖接近自己治學的理想，但還有處理不足之處，望讀者見諒。
在文末，筆者必須澄清自己研究報告的侷限，比如筆者未處理到罷課、學生運動背後所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仔細處理一九二零年代思想分裂的狀況……。大抵是將史料檢視、梳理，並且回應筆者於前言提出的幾個問題。
參考書目
（１）專書：
1.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2. 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
3. 周縱策，《五四運動史》（台北市：桂冠，1989）。
4.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5.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大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6. 陳平原、夏曉虹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7. 王煒燁編，《新人生觀──蔡元培隨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8. 陳平原等著，張竟無編，《民國大學：遙想大學當年》（大陸：東方出版社，2013）
（２）論文：
1. 傅樂詩，〈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收錄於《五四與中國》。
2. 李歐梵，〈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收錄於《五四與中國》。
3.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收錄於《五四與中國》。
4. 崔志海，〈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
5. 崔志海，〈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史學月刊》2006年第一期。
6.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收錄在《啟蒙的遺產與反思》（大陸：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３）史料：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收錄於《蔡元培自述》。
2. 蔡元培，〈告北京大學學生與全國學生聯合會〉，收錄於《新人生觀──蔡元培隨筆》。
3. 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 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收錄於《新人生觀──蔡元培隨筆》。
4. 蔡元培，〈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收錄於《新人生觀──蔡元培隨筆》，原載於《晨報副刊》1919年12月1日 。
5. 胡適、蔣夢麟，〈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收錄於《民國大學》。
6.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收錄於《五四與中國》，原載於《新潮》1920年第二卷第四號。
7. 田烱錦，《「五四」的回憶與評論》，收錄於《五四與中國》，原載於《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三期。
8. 惲代英，〈蔡元培的話不錯嗎？〉，《中國青年》1923年第二期。
[11] 在五四發生前，蔡元培在接收巴黎和約一事時，召開學生代表的會議並講述「巴黎和會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犧牲中國主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另外參考田烱錦的《「五四」的回憶與評論》，收錄於《五四與中國》。
[12] 崔志海，〈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蔡元培〉，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頁500。http://chis.cssn.cn/zgs/zgs_zgjds/201310/t20131025_546636.shtml
[13] 崔志海，〈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再探討〉，《史學月刊》2006年第一期。參考「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chis.cssn.cn/zgs/zgs_zgjds/201310/t20131025_54663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