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劇本：紀蔚然《無可奉告》
使用理論：奧斯汀《如何以言行事》、李歐塔《後現代狀況》
參考想法：哈伯馬斯的公共領域討論、齊澤克討論當今意識形態問題
前言
紀蔚然是個聰明的劇本寫作者，截取當代大量出現的話語模式、話題去書寫一幕一幕的「對話」。若你不仔細留意，會以為舞台上所演的，是隔壁咖啡座不小心偷聽到的閒聊，而且這種閒聊已經讓舞台呈現一種難以忍受的空洞，因為裡面沒有意義上真正的「交流」。你必須忍耐著這劇本的搬演，就像是你忍耐著鄰座的咖啡座繼續廢話（你也繼續偷聽）沒有拍桌離去。可這樣的情況你好像也沒有很陌生，這樣的話語忍受，心理不痛快（無法對話）和社會的蒼白（疏離感），你好像聽過也見過了很多次。那麼，當一齣劇將這些荒漠搬上舞台演出的時候，你是否能將這些「難以忍受」變成某種「反思」（當然，這真是個考驗）。
《無可奉告》交鋒著數個場景的語言辯論，但是，言語四處發散，卻未有個平台能有個面來承接，這對話的場面可不是什麼哈伯馬斯提的Public sphere，在之中就著公共事務進行公眾討論，溝通並且達到共識。不，這裡的言語被限縮在個人的小世界裡，每個人都拼命講話，拼命駁辯，語言的重要功能被抽掉了，剩下話語本身像是壞掉的什麼東西一樣不斷重複。我想紀蔚然在操作這劇本的時候，是有想要就語言在現代（還是我該說後現代），特別是在台灣的景況，進行一系列的（在劇場裡的）反射。以下的文章，先從劇本裡摘出第一幕有意思的段落，穿插使用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理論來試圖反思《無可奉告》的對話，同時也用李歐塔的《後現代狀況》來看劇本中呈現的時代景況。我認為，理論的使用是將原有的對話重新指認、理解、反思，就像是馬奎斯在《百年孤寂》所提的，「 這是個嶄新的新天地，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理論提供了敘述的新語彙，我們需要用自己（和劇本一起努力地）舉起的手指，重新指認這世界。
內容
《無可奉告》
第一幕「我不知道是誰在遷怒，但你們都...」以3+(1)的情況開展，一個自由人、一個研究生和一個上班族，等待著「雨顏」（語言）的過來。到了最後，上班族因為雨顏還不過來而發怒，自由人反問：「發什麼飆阿......」而研究生過去安慰上班族：「所以每次我們聚會都要約他的。」（拉回桌子）自由人繼續疑問著上班族：「對阿，我們三人不能聊嗎？」上班族：「當然可以。」自由人：「那就聊阿。」上班族：「我們不是正在聊了嘛！」在這之前，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慘不忍睹的對話，包含一些下流的笑話和委婉語，還有互不理解的不屑，看似彼此在進行語言交談，實則在自己的價值觀中打轉迴圈，而那些話語間的空洞，則變成了這幾個人劇烈的摩擦。尤其是那句「我們不是正在聊了嗎」點出了第一幕的荒謬，自由人提議出開始（終於）有意義的閒談，但上班族卻仍延續著沒有中斷話語，不耐煩地說，這個「對話」本來就就在繼續。分析著第一幕最後的「聊」和「正在聊」，用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自由人的「聊」毫無意義，因為他並非在陳述事情，而是在指示事情，所以從這句話無從判斷真假，故沒有意義。反倒是上班族說的話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們確實是在進行「聊」的行為。所以在這邏輯下，自由人說的話是無意義的，而上班族說的話才是真的並且有意義......我忽然覺得這結論很荒謬，因為問題不在於誰說的話才是真的，而是他們倆到底講的話背後指的是什麼，找出這個根源，才能開始解決兩人溝通上的破裂。
所以我改用奧斯汀的理論（如同那些一九五零年代的語言學家）下去看，會發現自由人和上班族在指涉不一樣層面的意義，一個是施為句裡的行事行為（以言行事，以指令口吻進行），而另一個則是陳述句（以言敘述），說明正在發生的情況。所以可以看到這兩層的行事是不同的，自由人是再要加進一個新的「閒談」（聊），而上班族在延續閒談（正在聊）。這種情況常常發生，比如說「你為什麼都不做xxx」「你看我不是正在做了嗎。」造成的是話語（也許也理解的）對談中的平行（且不論後者是不是故意這樣講）。然而，紀蔚然在劇本裡並未繼續處理這段對白，讓這段對白化解之間的溝通破裂，反而讓把高潮點停在上班族的抱怨，也就是那句－－「我們不是正在聊了嘛」。他有意地要將（在台灣的觀眾熟知的）話語模式搬上舞台，讓人們看見這話語的破裂（也許也看到幽默的笑點），又因為「無可奉告」，所以這種狀況，紀蔚然在劇本裡不予解決（建議），他只如實把這些（他可能已經受夠的）話語反射回觀眾，觀眾就像是照了面鏡子（像是哈利波特裡的回憶水）一樣看著演員（自己）講出不斷讓溝通破裂的話語。不過，至少奧斯汀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思考觀點：雙方的說法都有意義，但是兩者指涉的語言層面不同，一個以言行事，一個以言敘事。
奧斯汀是語言－行為理論的提倡者，《如何以言行事》這本講座內容匯集則是這個理論的呈現。在奧斯汀之前，討論語言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主流說法，他們認為，語言的陳述是以其真假去判斷的，而當一些句子並不適用真假判斷時，則這些句子無意義。但是，現實經驗卻是和邏輯實證者的理論多處不合，所以奧斯汀懷疑邏輯實證者的說法，提出了「語言在進行交流，實則同時在完成一些行為」的想法，也就是，重點是看到語言和行為的相互關係（產生的意義：以言敘事／以言行事），而不是去句子判斷真假／有意義或否。
但這背後讓話語平行的，除了言說的方式外，還有什麼影響著？價值觀嗎？看著自由人和上班族的互相鬥嘴，上班族對研究生的數落，他們看世界的方式是否有所不同？當自由人講著「那就聊阿」，和上班族的「正在聊」的平行是否反射著更大的社會矛盾／平行？回溯第一幕更早之前的談話，當自由人說他是「自由人」，自由人是否在試圖擺脫對於「人們必須活得有用」（李歐塔所說的國家施加於個人身上的）社會觀念，在擺脫（上班族在譏笑他）「其實你是個無業遊民」的說法？紀蔚然以無業對比工作，以自由（狀態）對比奴役（戴手錶卻壞掉，焦躁地覺得浪費時間等人），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往這樣邊想，兩個人價值觀不同，就算等到著語言的到來兩人間又會有什麼不一樣（仔細想，這裡的語言是什麼啊）？語言能幫助他們更順利的互動嗎？這點我不知道，劇本裡沒寫，但我知道當自由人說來聊的時候，我似乎感覺他的「聊」是加入了語言已經到來的聊（脫離胡扯、笑話），是有真正意義上互動的聊（「那就來（好好）聊」），而對上班族來說，語言就是沒來，但我們從頭到尾都一直有在講話（發出聲音？）。兩人根本也不想繼續進行溝通。
恩，又或者，講兩者的對話看做是「非規約言語行為」，也就是「依據交際雙方共知的信息和所處的語境推斷出來的間接言語行為」 ，也就是上班族的話語（「正在聊」）表面上是進行告知行為，但事實上是在拒絕自由人的請求／指令（「那就聊阿」）。（這角度看過去，就是上班族在拒絕自由人繼續聊。）
不過如果我現在改用李歐塔的《後現代狀況》裡「語言遊戲」的觀點重新回來看第一幕的最後一段對話，又會有很有趣的收穫。李歐塔寫到：
......那就是發言有如戰鬥，帶著對抗賽的意味，而言語行為就滑入通常所說的好勝論的套數內。當然，這樣不一定意味著，參加競賽就是為了取勝......在抽象言語層次上，在語言進化過程中，最大的樂趣在片語、字詞以及意義的轉折和無限的創造中。但無疑這種樂趣有時甚至是建立在對手犧牲後，所贏得勝利的喜悅之中－－至少要勝過一個對手，而且是一個強的敵手：用已為大眾所接受的語言或其喻義（外延引申）去擊敗對方。（頁52-53）
也就是第一幕的最後一段可以這樣看：自由人和上班族是在進行（後現代社會中的）語言遊戲。他們在語言中交鋒較勁，試圖擊敗對方。而最後上班族飛來的那句「我們不是正在聊嘛」將自由人的呼喊（「那就聊阿」）的意涵徹底轉變，也就是將施為句的以言行事的「事」劃進陳述句的事，變成施為句和陳述句的事變成了同一個。簡單來說，若是用李歐塔的觀點重新詮釋，這裡反而不是話語／理解平行的問題，而是自由人在這場語言遊戲裡輸了，上班族成功地用語言上的轉折扭轉（開始由自由人主導的）「那就聊阿」的情況，將自身合法化。但是或許也要注意像上班族這樣的言論膨脹（大量出現），最終可能腐蝕了語言遊戲（的創造）。
簡而言之，我透過不同觀點來分析這3+(1)的對話狀況，他們的對話已經不是在我日常生活中隱隱忍住拍桌衝動的脈絡（在心裡靠杯「我到底聽了什麼」），而是我要去理解這個窘境（語言僵局）到底呈現了什麼樣的互動狀況／問題。我要做的不是斷定他們幾個人講話都沒有意義、陳腔濫調，而是觀察在這場對各自都有意義的話語交流（姑且這樣說）中，為何還會造成話語平行的狀況。是因為兩人指的是不同層面的事件？持著不同的價值觀對談的破裂？是在拒絕對方繼續談話？還是我們將這樣的話語（功能）破碎的（且經常出現的）情況視為一種這幾人所處的時代的反射－－後現代語言的反射。接受平行、矛盾、無法溝通、大量話語充斥就是這樣後現代社會呈現的狀況，而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則不斷地在進行語言的遊戲，用巧妙的轉折讓語言呈現有趣的多元轉變（沒有一定要怎麼講、怎麼溝通，人們拆解重組語言的使用和意義）。但是這樣分析下來，或許我太樂觀了，因為類似的話語（對話）大量充斥（複製、模仿）時，奧斯汀、李歐塔的理論到底要怎麼回應這樣的問題呢。面對陳腔濫調，該怎麼辦（這是我焦慮的，而紀蔚然狡猾沒有解答的）。
幾點感想
紀蔚然的劇本沒有要講故事，一幕和一幕之間沒有什麼關聯，唯一共同的，就是他們一直講話，可是人物之間卻相互不理解。問題不在誰對誰錯、誰善誰惡、事件or世界要如何落幕，而是不斷跳針出現的話語到底是什麼狀況。第一幕的手法有點像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劇本充滿看似毫無邏輯連貫的話語，破碎地等待著（根本沒有出現的）果陀，貝克特將劇本注入荒謬，使得整齣劇變得可笑又嚴肅，因為這些台上的似曾相識，是我們的生活實況。
語言一直是西方十分重要的討論核心，追根究柢，語言對人的思考限制極大，話語也某種程度上反映著說話者的思考。而在話語越多、越複雜（符號的爆增、訊息的洪流）的時代，紀蔚然借重了這個西方的討論，來重新針對台灣的話語情況，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嘗試，透過劇場裡將日常生活瑣碎對話抬升到語言學－哲學思考的層次。我不會要審斷（judge）自由人、上班族或碩士生誰對誰錯，誰說的有理，而是去分析困境的可能情況。而我想，這樣的態度（分析而不是審斷，理解而不是戰立場）在現實生活是需要的，這提供了我們去好好面對（或者你要去協調）的重要契機。
你或許可以說我想得太多、太複雜，但這不就是劇本分析的樂趣嗎，結合現實的經驗和理論，試圖理解劇本的反射，乃至於延展、重新詮釋劇本的意義，透過分析，這本《無可奉告》將在我的經驗裡真正地引起作用，在咖啡廳裡，對喋喋不休的鄰座，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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