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野草》看魯迅在二零年代的景況與心境（二）

失格之人魯迅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1]

此時，置身於一個充滿啟蒙、鼓舞、振奮及張揚個性的五四時代下，魯迅對於自己作品的總評，由上述至少可見兩方面的提示：一是過於黑暗的絕望感，二是為了對抗這些挑戰而發出的偏激的聲音。這些雜感的文字被後來的人視為魯迅對現實進行的一場抗爭。[2]

然而這樣的抗爭，無可避免使得魯迅的生命不斷地自我衝突、矛盾，但同時又進行統整和協調。我們於是認為透過魯迅的自評、間以後人的論述，或許可以窺見其徬徨掙扎的痕跡，與魯迅在大時代中「失格」的緣由，進而發現潛藏在他文章底部的思緒；於是分別就「吶喊」前後二期而論：

１.  吶喊前──黑暗與虛無的根源

面對著一連串文化與思想上的革新與衝擊，在吶喊前的魯迅相對隱沒於自己的小世界中[3]：「他與時序脫節，每天在琉璃廠、震古齋出沒，蒐集各式的古書版本、碑銘、石刻拓本等等，尤其是墓志一類，魯迅更流露出特別的興趣。」[4]他對迎向新時代文學風氣的反應，已經慢於許多同期的文人。[5]這個時期，魯迅接連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故事新編》、稽康研究等；其中最令人感到值得玩味的，則是他舊體詩的寫作[6]──在這個中國文學向世界接軌、國民主體性掙脫傳統束縛，使人本思想蔚為大觀的當下[7]，魯迅看似選擇走了回頭路：「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8]

雖然如此，在許多後人的研究卻發現：「（該段時期的著作）都呈現了魯迅具有的現代性精神，表現在他的創作上，即是想用一種新的、獨創的方式來重述古代傳統。」[9]我們似乎看見了一位「一個本應該屬於晚清的世紀末，但卻在無意中開創了新紀元的民國之人」[10]這樣被錯置時代的「失格者」，在一個「因為對於親人和故鄉的眷戀，而深為回憶所苦」[11]的情況下，試圖為自己矛盾尷尬的處境找到一條能夠獲得解脫的道路。

於是有了後來的「吶喊」。從一九一八年四月開始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後，魯迅開始以革命者姿態發聲，一反先前鑽研於國故、古書與墓誌銘的沉默，展現了他欲推翻傳統、嘲諷國粹、激進革命者的一面。

２.  吶喊後──偏激的聲音     

  

        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在《新青年》的《隨想錄》一欄中做起短評，我們視之為魯迅的「吶喊」。其寫作一是為攻擊時弊，二是為反抗傳統[12]；這些評語在一九二五年集結成《熱風》，以「有情的熱諷」有別於「無情的冷嘲」。[13]對於所謂「熱諷」[14]，到他後來認為「過於偏激的聲音」，在一九二七年至香港的演說〈無聲的中國〉已談到：「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衷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5]所以魯迅選擇用激烈近乎瘋狂的筆調：「意圖顛覆、扭曲體制背後權力網絡的運作，下筆之際更挾著一份對「人心」、「人性」全新的悲觀理解。」[16]在一樂觀積極追求「新思想」與「新價值」的五四年代，我們認為這樣的手段是魯迅的戰鬥文學之所以普遍染有悲壯、消極而陰暗色彩的原因；[17]因在同期浪漫主義散文家漸興的當下，他反而開闢了一條「反傳統」、「走異地」的散文道路。

由楊澤的〈恨世者魯迅〉中可見：「魯迅爲文頗以其「匪氣」、流氓氣爲傲，他的尖刻也鼎鼎有名──宜乎多少人，即使到了今天，仍一貫地視他爲「洪水猛獸」、爲具顛覆性的作者。我們如依此類正統自居的觀點，視魯迅爲一「失格」的文人，那麽，魯迅散文尤其是一種「破格」。」[18]時事確實淆雜紛亂，魯迅也因時代遽變的緣故必須以一戰鬥者的姿態（間以尖苛與諷刺）發出自身的「吶喊」。[19]有異於在散文中追求生活情趣與人情之美，[20]此時的魯迅：「…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21]」除了荒原吶喊的意象，鐵屋裡的吶喊同樣也是魯迅的自剖，[22]又如〈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3]夏濟安即以「肩負黑暗閘門的父親」[24]比喻他「吶喊」的意義。不論是現實生命悲觀避世和積極入世的取捨、面對社會圓滑與尖銳的取捨；還是追以根究柢的理性熱情對抗人群的卑怯麻木……都可看出魯迅內在的緊張狀態，一種理想與現實的拉扯。[25]

        隨之而來的女師大事件的衝突，使魯迅在與《現代評論》的筆戰上耗費了不少心力。筆戰的內容大多關於革命歷史的經驗性總結，但終究是為即時面臨的現實鬥爭所激發而寫──最終這些雜文收錄於《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並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得以付梓。[26]雖然世間的毀譽接踵而來；《華蓋集．題記》他已表明：「……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27]他對於自己的寫作姿態，跟《野草．題辭》的回應可說一脈相承：「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28]；並且由「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29]我們看到了魯迅對自己「吶喊」狀態的評語。

若說五四運動與「吶喊」的熱潮過後，魯迅宛如一個「疲憊帶傷的的過客在尋路」；[30]那麼，他所面對的現實便是──在成功以「吶喊」叫醒鐵屋子裡沉睡的人們後，該引導人們走往何處的問題。而自離了鐵屋子以後，在五四時代面臨一切價值「無有」的狀態下，「孤立的人」又究竟能否繼續生存於一個制度潰散、一切皆「無」的社會中？[31]因種種的疑惑引發他自身的焦慮與不安；魯迅於是乎無可依附地，只能不斷孤獨漂泊、行旅於黑暗與虛無、希望與絕望之間，在黑暗中另覓出路；[32]然而，也往往是透過黑暗、陰影、瘋狂、沉默的意象，他發覺留給人們的只剩：「……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33]

如《野草．題辭》開篇句首所說：「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34]魯迅開創了散文傳統的「變革」，或許也是他在當時代「失格」的來由。過多的解釋與熱切的辯說，反倒將使他愈感虛空和無意義；此時不如以稽康似的任誕癲狂來面對世界的冷漠與誤解，才能使他得以不輟地行走於吶喊的荒原中。魯迅的靈魂雖然沉重而蒼涼，這種自認終將敗北的「悲壯」情懷，卻也因此向讀者展示了其難以抗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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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魯迅，《魯迅全集2》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70。

[2]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126。「他在一種飽滿的沉靜中，在生與死的悖論的基礎上，尋求憤怒（也是「復仇」主題）的意義。這就是他的「雜感」！」

[3]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63。

[4]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由魯迅與瞿秋白再探五四世代〉，《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9年6月版），頁29。

[5] 同註13。

[6]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42中，提到：「（魯迅）試圖用這種普遍承認的舊形式去表現一系列新的個人的衝突與緊張」

[7] 劉玉凱，《破解魯迅．論五四文學革命的新傳統》（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頁72-81。

[8]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0。

[9]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50-51中，提到：「舊時的種種給予了他一種特殊的沉重悲愴的感情，要為創新而奮鬥，要在一個承載著許多前人和種種陳規的文化傳統中創造出某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來。」、「他不是僅僅喊出反傳統的口號，而是積極尋求藝術地對待這傳統，改造某些他視為可用的，掃除另一些，又輔以外國文學的榜樣，重建自己的文學形式。」

[10]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27，透過李歐梵的觀點指出：「魯迅置身在五四時代「年齡、思想都是青年的一代人的狂熱之中」，和那些「過份浪漫主義、形式鬆散的作品相比，魯迅小說嚴密的結構和富有學識的反諷，在那個時代完全是『非典型』的。」

[11]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38。從《吶喊．自序》提及：「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己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從魯迅父親的亡故、家道陡落，與嘗盡世態炎涼的少年時代出發，一直敘述到後來逃去異地的求學過程，都可看到魯迅不斷漂泊、羈旅他鄉的孤獨形象；然而，對於這樣的「苦」，他後來選擇「叫嚷於荒原中」、「吶喊於鐵屋內」，在時代的渦流中選擇自我抽離以看清現實；雖然到最後魯迅不免得遭到世俗評價上刻意的曲解及誤讀，陷入更大的寂寞與孤獨中。由文末至少可看出魯迅曾經的掙扎：「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12]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74。

[13] 魯迅，《熱風集．題記》，《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08中有記：「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14] 魯迅的〈什麼是諷刺〉裡有個結論：「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并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冷嘲熱諷，諷的根源是心熱，是仍想改變世界。這種熱，又和患著熱中之毒、暴斂婪取的那種熱不同。婪取的熱，又會使得各種熱諷更多、更精彩、更有創意。

[15] 魯迅，《三閒集．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4。

[16] 楊澤編，〈恨世者魯迅〉，《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民84），頁1-30。

[17] 楊澤在〈恨世者魯迅〉中提到：「魯迅當年所服膺的，前衛文學的「驚駭效果」，並不是一種時髦激進的「姿態」而已──而是來自作者對舊文化與舊世代的深切了解與體認。」我們因此認為魯迅對於舊時的依戀，更突顯出他自身在時代中格格不入的「失格者」身影。

[18] 楊澤編，〈恨世者魯迅〉，《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民84），頁1-30。

[19] 楊澤在〈恨世者魯迅〉中提到：「相對於廣大的『庸眾』，魯迅的『超人』或『精神界的戰士』，宣告了與舊社會舊禮教的決裂，所孜孜追求的便是一個絕對誠實、『真實』的自我。」魯迅的形象於是變為李歐梵於所謂「從情感出發又能勇猛奮鬥、具有堅強毅力」的超人了。

[20] 同註28。

[21]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39。

[22]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1提到：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麽？』『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决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23]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45。

[24] 葉維廉主編，夏濟安著，〈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頁105-124。

[25]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76頁。

[26]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103頁。

[27] 魯迅，《華蓋亭．題記》，《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

[28]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63。

[29]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1。

[30] 劉玉凱，〈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破解魯迅》（2008年版），頁125。

[31]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44。

[32]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43。

[33] 魯迅，《華蓋題．題記》，《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5。

[34]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