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真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生）
引用請標明出處
課程：中國史三
教授：方震華
文本：蘇軾〈議學校貢舉狀〉、程顥〈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前言
本次作業會先將蘇軾〈議學校貢舉狀〉、程顥〈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劄子〉的文本內容、方向做簡單摘要，並且比較彼此立場之迥異。再來依照作業題目要求分別討論宋代教育、科舉所面臨之問題，而採用的討論手法便是在不同的子題裡分述二人的文章內容與主張，再來做綜合的比較，最後於結尾的部分做歸納與總結。
內文
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篇雖然是在討論同樣一件事情，但是所秉持的觀念想法非常不同。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主要是在講述取消詩賦而策論取士所造成的弊端，並且為詩賦取士辯論。而關於學校方面，蘇軾似乎希望因循舊制即可；程顥〈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劄子〉對於學校的立場和蘇軾幾乎相反，他對於學校是十分的看重。包括他希望朝廷崇尚教育而使世風振興，並試圖提出一套可行的方法來做為興修學校之基準。透過學校選才的管道來逐漸取代科舉取士。而產生出這些討論的背景應該是熙寧四年頒布貢舉新制[1]之前。
（一）宋代教育
首先，是宋代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從〈議學貢舉狀〉來看，蘇軾提到「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又在文章下面繼續提及「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教矣，慶曆[2]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蘇軾對於「以學校取才」是抱持著悲觀的看法，並且認為恢復古制是無用的，甚至這樣的「興學」很有可能會流於空名，就如同當初慶曆改革的狀態。所以我們可以從蘇軾的文章中看到當時宋代教育的ㄧ些問題：第一、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出現在朝廷的統治，不能只是希望以興修學校，甚至是以學校取才的方式來解決朝廷所面臨的危機；第二、當時熙寧改革的時候經常會以前一次的慶曆改革為鑑，蘇軾便看到了「興學可能會徒流空名」的危機。這也是回應第一點的問題，如果朝廷未以確實的態度對待政治，那麼許多弊端就會因此而生；第三、而且在這樣興學無用的情況下，所花之費用必然是龐大的開銷，這也會對民生造成影響。
另外，因為制度的修改而造成學子的無所適從也是衍生出來的大問題；第四、蘇軾強調「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 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強行恢復古制是逆勢而行，必然會導致失敗；第五、學校取士的標準也會造成弊害，以德性取人的情況可能會導致人們爭相表現而未有實質內涵，反而更加傷害風氣。而如果要振興風氣，那也要在上位者能夠形成模範以供上行下效之用。而在文章裡就因此強調「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這也是之後文章理蘇軾論辯的依據，而且蘇軾討論主要還是關於貢舉取士的方法，對於學校教育他並未再多加著墨。
然而程顥所持的看法顯然與蘇軾不同，他在文章的開頭便提及「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接續說明「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亷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所以他是認為宋代之所以仍有許多弊端，是因為學校沒有好好興修，而且朝廷也未形成良好的風氣去鼓舞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程顥是認為教育的風氣一但化成、學校好好整飭，那麼朝廷便能德賢才、正風俗。這和蘇軾所持的基本立場是相反的，我們可以從上面對於蘇軾〈議學貢舉狀〉來看，蘇軾認為基礎問題是朝廷的統治態度，只要朝廷的施政確實良好，那麼也就不愁人才；而程顥是認為問題出在貢舉方面，所以朝廷要重振教育來醇化風俗、充實人才，所以對於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便特別看重，也提出詳細的教育、取士的過程與方法。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宋代教育所面的大問題還有它所產生的影響與功能性。在所謂科舉取士而世風衰微的情況下，學校教育是否有能力扭轉局面？如果是要「一道德以同風俗」，能否被確實執行？如果在位者無法做出模範，那麼只是改變考試制度是否能達到興德性、正風俗、得賢才之目的？
（二）宋代科舉
蘇軾在文章中非常著墨對於貢舉方面之事情，而他特別強調若改以策論取士所產生的結果和弊害。先講述「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又言「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
由此看出，蘇軾對於詩賦取士是抱持著正面、肯定的態度。而在下面則接續講到若是只以策論取士，那麼士人是必將走向偏門，利用「策括」來做為考試利器，這將造成貢舉制度上的崩壞。如同文中提到「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宋代科舉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第一、究竟是要以詩賦還是策論取士？第二、在衡量彼此的利弊之後，蘇軾認為策論弊端在於可以投機取巧，而文人無法有紮實的學問根基，這在之後的治國必將產生不良影響；第三、蘇軾在文章也接續講到了當時神宗時期「性命之學」的風氣，對科舉、士人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為此也表達擔憂。
而程顥對於貢舉的看法則是在〈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劄子〉的最後一段講述「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立場明顯的表達對於科舉的反對。我們可以從程顥對於貢舉的談論又可看出幾個問題：第一、既然詩賦、策論取士都有其重大流弊存在，那為什麼還要留有此制度？為什麼不以學校教育所培養之人才做為充實朝廷的來源？第二、社會上各家分裂的說法已經造成了世風的每況愈下，如果要改變這樣的風氣，那麼學校教育是可以有效改善現狀。
（三）總結
所以總論而言，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宋代的科舉與教育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一、面對當時不良的社會風氣，究竟是什麼造成？而要怎麼去挽救？二、支持不同立場的官員彼此的摩擦。當然這些辯論也造成了朝政上的變動與擺盪，但同時也為這項實施以久的制度做出檢討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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