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意真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生）
版權所有，引用請標明出處
前言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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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篇報告將討論四位武將的傳記，並且從中比較四位不同時代的傳記來探討武將在不同時期和統治者的互動，以及在政府中的地位與政治角色。再來也討論書寫傳記者的立場與著重點，並且分析不同時代書寫上的差異、不同的價值觀念能否在傳記中被觀察出來？而這四位武將分別為：李靖、符存審、曹彬與狄青。人物所跨之時間從唐代至北宋，且被分別記錄於《舊唐書》[1]（李靖）、《舊五代史》[2]（符存審）與《宋史》[3]（曹彬、狄青）。以下我們將依時代來討論這四位武將，並且回答本次作業所需要探討的問題。
內文
（一）
四位武將
李靖
李靖（571年－649年），時跨隋唐，且為兩朝之重要將領。於隋朝時為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所重用，在隋末時與李淵（唐高祖）共同征戰時發覺他有擁兵自重的嫌疑，便要去長安向隋煬帝告密，但是不及李淵攻克長安的速度而被李淵抓起來斬首，但在李靖的死前一呼[4]與李世民的勸說而保住一命。在武德二年時高祖本因李靖在戰爭上的遲留而欲斬殺之，但在硤州許紹的請命下而留下李靖。並且討冉肇則的戰役中獲得成功而使高祖不計前嫌。我們可以從《舊唐書》中看到李靖在最初的時候是不受到高祖的信任，但是因為其戰略上的才能而免除被斬殺的命運。李靖的狀況很特殊，在唐初時他是以一個「叛徒」的角色在唐高祖面前出現，但是因為靠其才能志氣而使統治者轉變其印象而開始信任他，他的形象也逐漸轉成「忠臣」。
我們可以看到的武將與統治者的互動，是可以透過才能與成功來使統治者信服與給予重權，且李靖的例子比較特別的是他是處於朝廷變換的時代，他的才能所能帶來的效益又更顯得重要。再來我們可以看到李靖的職位變遷。李靖原本為李世民的幕府（將帥府署）底下的將士，在武德（619年）的征戰勝利後兩年（武德四年，621年），我們能看到李靖已能上奏高祖而使高祖同意出征，並給予行軍總督（元帥）「三軍之任，一以委靖」的地位。在爭討蕭銑成功後陸續升為荊州刺史、桂州總管等，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唐高祖雖信任李靖，卻只把他安排在地方，並未給予中央的官職，可以說改朝易主的情況無法完全被消泯。
而在太宗繼位後，李靖的地位才真正大幅提升，進入了中央體系任職兵部尚書，並且被予以重任繼續討伐突厥。而這一系列的成功也使李靖在中央遭到官員的毀謗，但太宗表明了他對李靖的信任，並且強調他與隋代皇帝的不同，利用與隋的比較來使李靖了解自己的重用：「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攻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可以看出唐太宗對於李靖的積極把握，也反映李靖在當時政局裡的重要性。但傳記中很有意思的描寫是李靖對於唐代政治的反應，即便是官拜尚書右僕射，他在參議時仍是「恂恂然似不能言」。雖然是因李靖性情沉厚才致如此，但是與一開描述李靖的形象與征戰時的態度有很大的差別，似乎是有意要壓制自己的聲音。所以我在想唐代既然對於武人可以重用到直至宰相之地位，那麼為什麼李靖還要這樣壓下自己的意見？而為什麼書寫者要特別寫「似不能言」？不能言些什麼？而且李靖在之後的政治情勢上也處於被動、不發言的狀況，唯有在最後與太宗討論爭討高句麗之時才表達自己的主動欲征討的心情，但是被太宗以年事甚高而予以拒絕。我們可以看到之後便沒有任何李靖在戰爭、政治上的作為，直至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死去。
總結而言，可以看到他一開始做為叛徒受到唐高祖的不信任，並且在建立戰功後仍只負責地方征戰的事務，並未參與中央議事。直至唐太宗時才進入了中央的軍事體系，並且一路當上了宰相。他靠他的才略使統治者信任，並且以一種沉厚、被動的姿態在朝廷議事中出現，而這與他原本在地方所展現的積極和對於自己才能的自視甚高有很大的差別。猜想他即便是受到了皇帝的重用、握有大權，卻免不了同朝官員的猜疑，畢竟仍是前朝的將領。所以他收斂了自己的行為和言談，但是仍然盡力效忠朝廷。而對於李靖的忠誠是整篇傳記很重要的一個書寫元素，從一開始要向隋煬帝告密的態度，到高祖的不計前嫌而為其盡力征討，到在朝中被毀謗卻仍被太宗相信而頓首叩謝的感激，最後到年老而仍願意為太宗效勞征討高句麗的心情，《舊唐書》在這一系列的轉折上描寫得非常清楚和深刻。即便是「叛徒」，若是有才華也當使用之，並且予以寬容與信任，以多方側擊下使「叛徒」化為自己的「忠臣」。在亂世的情況下吸納人才而不輕易殺掉、予以優待才是致勝的道路。並且也刻劃出唐之所以能取代隋的重要原因－信任將領，而非懷疑與殺害，巧妙地使前朝將領為自己賣命，而不是使其叛亂或者殺害之。更有趣的一點是史書並未提及任何有關唐代隋為「天命」所趨的言論，而是確實的講出了高祖、太宗在用人才的眼光使得唐得以取代隋朝。
符存審
符存審（862年－924年），於唐末原跟隨李罕征戰，而後跟隨其投靠諸葛爽，最後於中和（僖宗年號，881年－885年）末時獨具慧眼的跟隨了李克用（武皇，後唐太祖武皇帝，856年－908年）。符存審生性謹慎沉厚，並且於戰事上能屢出奇招，且願為李克用冒死征戰，深受其重用。李克用賜其姓「李」，並收為義子，為第九太保，[5]這時候符存審與統治者的關係為父子和（與莊宗李存勗）兄弟。而我們可以從這關係看到父子兄弟之間的孝悌與君臣的忠誠被綁在一起，且比起唐代，此時期的統治者與武將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信任，透過賜姓、收義子的舉動來確保人才的留住。
符存審的受重用可以從他一路的升官看出，從乾寧初（昭宗年號，894年－898年）開始任檢校左僕射、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而至天祐年間（哀宗年號，904年始；此年號為李克用、李存勗繼續沿用至天祐二十年－923年）則一路從蕃漢馬步副指揮使升至檢校太傅、橫海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可以說統治者十分禮遇優待符存審。
符存審進入李克用的軍隊是他自己按著當初的政局情勢而做出選擇，在史書裡沒有多加著墨符存審與唐朝之間的關係，沒有把他塑造成唐朝的叛徒在描寫，而是以一種具慧眼、有才華的形象在描寫他在為李克用、李存勗效勞的情形。在李靖的列傳裡，我們看到的是高祖、太宗的惜才、對於叛徒的包容與在征戰上的依賴，而李靖以盡力效勞為忠誠的表現；而在符存審的列傳裡可以看到是《舊五代史》[6]的描寫是符存審本身依靠自己的才能選擇了統治者，並幫助統治者打下天下，且之間的忠誠並不是建立在愧疚與叛徒的身分上，而是彼此的父子兄弟（延展到君臣）的關係。但是在李存勗（後唐莊宗）在滅掉後梁的戰役上因為舊疾而沒有參與討伐，可是仍就被給予了相當豐厚的賞賜與威望，這讓底下的郭崇韜相當不滿，而多次阻撓在北方的符存審向莊宗求援的奏摺，最後符存審便抱病而死。而莊宗知道後傷心的廢朝三日，這在剛建立的新政權、還需要鞏固的時候莊宗竟然做了如此之事，可見得他對於符存審的情感是相當深厚，遠超當時君臣之間的關係。而且我們能於列傳最後看到史家加上了一段關於符存審類似軼事的事情（於死亡關頭意外被搭救），強調所謂的「命定」概念。而從上面兩本史書、兩篇列傳看到得不同的觀點是關於「命」的想法。在李靖的列傳裡，李靖的被搭救（兩次）是因為他能夠即時地對統治者喊話、使統治者注意其才華而獲免，但是在符存審的列傳裡卻提到了他被搭救的意外性。前者有一種「英雄造時勢」之感，而後者則是類似「時勢造英雄」。
曹彬
曹彬，後周人，為周太祖貴妃張氏的外甥。傳說因在周歲時抓取戰爭武器而使家中的人感到詫異，而且在長大之後也具有相當良好的氣質。曹彬與張貴妃的這層關係和本身的才華使受周太祖、周世宗之重用，並為底下周遭將領所禮遇。而且曹彬監軍甚嚴，甚至使蒲帥王仁鎬有感而發說：「老夫自稱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可見曹彬受主上重用不只是靠關係，更是靠其實力。且在面對富貴與獎賞的時候不取一分，生活也十分樸素低調，完全不似皇親國戚享有榮華富貴的模樣。在改朝換代後，因後周遺臣，曹彬的立場處於中立而不倚的狀態，對於政事也鮮少有所干預，因此就更加地被宋太祖所器重。但曹彬仍是不改其態度，而且心存良心，利用溫和的手段成功歸服李煜，官拜樞密使、檢校太尉與節度使。而至太宗即位時，封為宰相，曹彬同樣受到重用。且史書言其「仁靜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將將相，不以等威自異。欲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積餘。…『軍政以外，非我所聞』。」
我們可知曹彬在北宋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的不張狂、溫和、不干涉政事的身段，與本身所自有的才華。我們都知道北宋初年時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的舉動，可得知宋太祖不願意再讓政局由軍人所掌握，但是曹彬卻是個例外，他雖是個將領，卻也在政治上受到重用，一路官拜宰相。而且很有趣的一點是史書描寫了曹彬之所以不敢言的原因是因為他為前朝舊臣，而這點的愧疚感反而使宋太祖更加看中了曹彬。但是與李靖和符存審的例子不同是，他的被收服似乎是一種改朝換代的不可逆趨勢，裡面並未說到曹彬的選擇，而是直接跳到了在宋太祖底下做事的經過。在這裡，曹彬對宋太祖的忠誠似乎是一種愧疚而引發，宋太祖也利用這一點的愧疚感而緊緊掌握了曹彬。而且曹彬強調自己除了軍政之外不懂一切的態度清楚表明了自己不會踰矩的可能，這也明白地界定了彼此的君臣關係，而史書在這一點上是多加著墨的。最後當曹彬去世後，宋太宗的慟哭也表現了他對於曹彬的重用和失去人才的感傷。
狄青
狄青（1008年－1057年），宋仁宗（1033年－1063年）寶元初時征討西夏屢有所破，在韓琦、范仲淹的指導與看重下使其兵法戰略更加精進而開始知名。在屢建戰功後也不戀官爵，仍然待於軍中。但在官拜至樞密使（最高武官）時開始被朝中所讒言，也接續有各種各樣奇怪的傳說出來，於是仁宗最後便罷免了狄青的官職。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宋代對於武將態度的轉變，處於一種依賴狀態，但也可因為朝中的謠言四起而輕易的革除武將的官職。可見得北宋對於武將處處防備的狀態。而史書後面還有講到狄青慎密寡言的性格、與士兵共甘苦飢寒的事蹟，並且也講到了至神宗時對於狄青的敬拜。我們可以看到史書對於狄青的描寫前半部大篇幅著墨於他的才華展現、受人賞識、屢建功勞的情形，卻在最後倒數第三段用不到數百字的篇幅來描寫狄青從被懷疑到革職的過程，其迅速而無情的令人咋舌。宋初的曹彬與狄青在面對政局的態度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不一樣，都是不居功、盡力做好自己份內事情的態度。但是同樣在升為樞密使後，兩人的命運卻大有不同，一個是仍受到太宗重用而不以懷疑，一個是雖受仁宗重用，但卻因朝中異議而被迫革職。裏面的不同點就在於朝中士人的輿論對於武將的態度有了極大的轉變。
（二）
史書的比較
從上述大篇幅的描述各史書對於不同武將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朝代對於同樣武將的主題所描寫的方式各有不同。在描寫李靖的《舊唐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代政權對於識人的能力與收服前朝將領的態度。並且利用豐厚的重用使前朝的將領產生愧對與報答的心態，對新政權盡力效勞，也使其知曉唐朝政權比前朝更適任為中原霸主；在描寫符存審的《舊五代史》則反映符存審個人才識於適時選擇了政權，並且利用才華幫助政權的擴張，與主上的關係保持著親人與君臣的雙重性。而上位者也利用了豐厚的賞賜、委以重任來保持與武將的關係；而在描寫曹彬的《宋史》裡則寫到了曹彬在政權改換時，對於新朝政權的不干涉受到了新主的重用，反映了當時候宋代對於武將希望能夠掌握的心態；而最後在描寫狄青，同樣是《宋史》裡可以看到狄青的才華使其官拜至樞密使，但是因為朝中的毀謗輿論而使其輕易地被撤換下來，說明了北宋中期所顯現對於武將的不信任感。
也許我們能這樣說，隔一個朝代修編史書的官員雖然比較能除去立場的評論當時政治，但是卻仍會被自己時代的觀念所影響。比如說在相對亂世（後晉）中所編修的《舊唐書》會強調李靖的才華和臨死前登高一呼的勇氣，而不會說那是李靖的命運好剛巧碰上李世民。才華在亂世裡更顯得珍貴，應該要愛惜而非剷除。但是在相對穩定的北宋修編的《舊五代史》卻開始反應出所謂「命定如此」的態度，比如說在最後對於符存審驚險獲救的事蹟表達「豈非命也」的驚呼，這與前面一本史書裡所描寫的有不同之觀點。而且在《舊唐書》中，並未詳細描述李靖的性格，只說他少年時的誇口與在朝廷恂恂然不能言的模樣，這與後面三本都有對武將性格加以說明、舉例的描述有所不同，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在《宋史》更在最後花上不少的篇幅詳述武將的性格事蹟。
總歸而言，從上述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史書的不同著重點，也在不同的著重點上稍微能看出每個時代在編修史書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但因為篇幅與自己能力不足，無法再加以闡述，甚以為撼。我想這樣的主題若是在深入探討下去，必定能夠在挖掘出更多有趣的比較和時代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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