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報告－人類學史二

人類學史二

期中報告二

前言

不得不承認，要整理、乃至於理解這幾周上課的內容並寫成摘要，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裡牽連到數十年的人類學理論發展、反思，以及走向，而作為一個只看二手文獻便要梳理脈絡的學生來講，這事實上只能隔靴搔癢（說不定了解的理論都是自己得來的謬誤）。因此，此次作業，我將除闡述我對於幾個文本的了解，也從中發掘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看待人類學的視角。也就是說，這會比較像是我讀書的紀錄、隨想、連結、反思，甚至想與文本進行對話（提出疑問）。這幾周的文本裡面，我選擇Ortner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人類學理論〉和Clifford〈導論：部分的真理〉這兩篇來寫這份作業。（兩篇時代接近，內容各有互補，故選之。）

內容

Ortner透過自己對於「行動者」（actor）的關注來梳理自六零年代以來（至八零年代）的人類學理論，來理解當代的人類學理論模式是如何走向「實踐」（practice）理論上，認為自六零年代起，便可以從變化劇烈的人類學理論看到行動者被凸顯的情況。作者首先梳理了六零年代的象徵人類學、文化生態學和結構主義。作者肯定象徵人類學貢獻──「從行動者內部的觀點（邏輯）來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就是「行動者是理論中心」，在理論之中，文化是存在於公共符號之中，以解決進入內部觀點的問題。理論關注符號（在格爾茲的說法裡是作為文化載體）的運作、關注文化精神，但卻未建立起行動／實踐的理論，也未對文化系統（產生與運作）予以足夠關注。而文化生態學以懷特、薩林斯為代表，強調對環境的適應和技術的進步（由薩林斯等人提出「群隊－部落－酋邦－國家」的進化鏈），透過適應的概念、可控制測量的環境因素去解釋社會形態的發展、維持和轉變（文化和環境的交互交換就是進化的主要動力）。（p.626）在結構主義中，文化首先是分類系統，而結構主義就是在考察複雜文化現象中將對立關係（因為所有的意義都來自於對立，沒有任何事物本身自己有意義）予以有意義重構，並且從中找出深層的原則／秩序以建構文化的普世性語法。綜觀六零年代學派問題：（１）普遍缺乏細緻的社會學討論；（２）學派缺乏自我批判。

七零年代以結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在七零年代（因為各種社會／反戰運動、學界和社會的互動）將批判的矛頭轉向理論的深層問題，也就是理論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作為假設，此時，馬克斯作為新的批判符號。結構馬克思主義雖然撼動了原有的知識體系（批判文化生態學和英國社會人類學），但是並沒有對基本研究框架（六零年代以來）進行根本修正（新的批判、舊的分類假設），理論中，文化被視為意識形態，合理化現存秩序、神秘化體系不平等來源，且理論很大程度是非歷史的。而政治經濟學則是以資本主義為理論中心，將研究對象放在更大的世界框架去討論，核心假設是世界上沒有一處不或多或少地被資本主義滲透，但這假設那某種程度忽略了當地本身的結構和歷史。又，政治經濟學雖然強調歷史，卻是被核心假設深深影響。

八零年代，政治經濟學依然是主流，但作者轉向強調實踐導向的研究方法出現，代表為布狄厄（《實踐理論大綱》，1972年）。八零年代的實踐理論強調和系統的關係，也就是解釋「 系統對實踐的影響，實踐對系統的衝擊」，在這裡，行動被呼籲需投以更高的關注（相對於結構）。而為什麼要去強調和系統的關係，是因為實踐理論者相信「系統事實上確實對人類行動和事物的形成有強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所以實踐理論的研究，實則對系統／結構研究為必要的補充。而更近一步的實踐理論則認為，即使系統擁有強大的限制力，但人類行動仍能使系統產生／變遷。

上述的摘要先打住，我想穿插地提該篇文章關於「田野」的問題。在六零年代的部分，作者提起田野加強了二元的對立、極端化理論建構，為的是能夠進行文化分類，且，田野存在著（有趣而痛苦的）悖論－－人類學者須同時觀察和參與（該矛盾和中間產生的誤解也許用〈 Eating Christmas in the Kalahari 〉可以作很好的回應，見【附錄一】）；在七零年代的部分，則回應「認識他者」的質疑（薩依德《東方主義》），他強調人類學「在現場」的特殊視角，透過田野從不同角度去認識他者，人不是作為系統的回應者／推動者，而是作為行動主體。在文章中，我覺得很奇怪的是，田野像是回應理論般地在運作著，是理論的實踐，但同時似乎存在著理論實踐與親身參與經驗間的分裂，人某種程度上好像仍是作為被觀察的對象，而田野是要去幫助理論提煉更普便性的原則，來回應自身／他人社會的問題（看待方式）。

但，人類學究竟是在解釋（建構起系統），還是進行理解（也就是那個尖銳問題：如何真正了解他者）？是進行觀察分析，還是對話？所以那些得來的解釋、觀察（使得當地行動者的活動成為田野材料），建構出的對於文化／社會的分析框架最終是否仍是工具性的、靜態的？對於行動者的關注，是手段還是目的？作者在意各個理論間的關聯互動，卻忽略了田野工作的問題（理論－田野／觀察－參與：相互闡述，卻是存在悖論）。人類學的真正矛盾，我覺得，不是來自於該學科誕生於帝國主義的需求，而是在這樣的需求下而形成的研究方式幾乎定型了人類學，人類學者很長時間繼續觀察獲得材料，建構系統作為解釋，那些作出來的系統理論框架繼續影響下一代學者，像是迴圈一樣脫離不了。作者也提到了，二元的對立一直在這裡牽引／束縛著思考（文章也有在回應關於唯物／唯心的問題），且，一直以來人類學的學派間爭論不休，卻忽略自我批判（如持續地意識、批判前提假設、研究方法等）。而Clifford的〈導論：部分真理〉我覺得正是在回應田野的問題，回到理論和田野的交集－－民族誌的書寫上面。

在Clifford的文章，民族誌的書寫被視為一件需要重新仔細討論、關注的事情，民族誌並非是完全真實、權威性質，但事實上，民族誌的內在是具有虛構性質，這個虛構，來自於修辭、來自於研究者篩選的資訊，他們「壓抑不一致的聲音、引用、代言、翻譯他人的現實。被認為不相關的人或歷史靜況也被排除出去......此外，民族誌的文本的製造者......避不開有表現力的比喻、形象和寓言」（p.35）。民族誌是不完全的。但這樣的民族誌書寫不完全的意識，亦能帶來反思－－承認並提出知識內在不完美模式，無法去描述「整個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我說出真相......我只能說我知道的。」p.37）且，那種將一切試圖在民族誌的書寫固定下來的研究方法，必定也包含著簡化與排除，甚至更多的問題，所以，除了意識到民族誌並非等於真實、真理，也要意識到民族誌是不完全，也不會完全，因為完全的意圖事實上是在扭曲、刪減、製造「事實」。也就是人類學者即使在現場，所建構的東西（分析、說法、理論、框架），乃至於理解，都只是冰山一角（如Eating Christmas in the Kalahari中族人提到：「你沒有問過我阿。」）這裡，我認為Clifford提醒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觀念－－民族誌的書寫最困難的就是要承認知識的空白（填補時同時也在製造），並且面對民族誌的書寫上的問題（種種不確定性、假定）。民族誌不是真理，建構出的理論也不是真理，也就是意識到那一層的（通過研究的）建構。（回應Ortner的田野悖論和「在現場」認識他人的想法）

結語

我對於我在這裡打住不繼續寫下覺得有些愧疚，我更希望的是能夠提煉出這兩篇突出於當代的思考，但我對於理論發展、田野工作困境的了解淺薄，只能就兩篇文章的內容大致摘要（梳理、紀錄）。對於「田野－理論」、「參與－觀察」的關係，我似乎從未仔細思考過這之間的拉扯，比如我很常直接講「參與觀察」，這個聯起來的概念卻是有強烈的矛盾（內－外），在六零年代被書寫下的Eating那篇便是在描述這樣的矛盾－－作者透過其他各類民族誌了解當地，並透過對當地的研究建立理論，以為理解了當地的食物系統，但是最後親身參與當地的活動時，卻遭受排斥。也就是，這些被建構出的理論甚至無法去解釋、讓作者明白為何他被排擠的原因，直至最後他決定解開誤會，詢問族人，才明白自己從未真的掌握當地食物－分享的運作邏輯。我想到，當人類學致力於填補人類知識上的空白、獲得更多對於文化／社會的觀察角度、想法，但最後會不會淪於只是在操作理論、在理論上爭辯，卻與人、生活逐漸脫離？再怎麼在理論上強調行動者、媒介、實踐，但實際上對方的意圖是什麼都沒能理解，那得出來不是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是虛構的、是不真實的，乃至於讓人誤會的？這給我很大的啟示：人類學需要作仔仔細細的前提假設的重新理解、批判（像是海德格爾在寫《存在與時間》時，重新梳理了對於「存在」問題的假定），需要更在意人（而不是理論框架），需要注意並承認知識的不完全與空白，需要了解不該輕易相信理論、民族誌就為權威與真理。而這些得來的思考，亦能用於對於我與這社會之間的關係，透過不斷的批判，擁有自己的見解，承認缺陷，試圖理解人（而不是給予解釋）。

從這裡，我想到了露絲貝哈的《傷心人類學》（1996），Clifford曾提女性主義並未給與民族誌不同的書寫／思考，但我認為在露絲貝哈的書裡卻駁倒了這個說法（當然，貝哈的書也是比較晚才出現），她在書裡提及一個值得思考的書寫邏輯：「是 我介入我們的民族誌中，而不是他觀察他們。 」我還沒有想得很清楚，我只是覺得這也許是重新思考人類學田野工作、理論建構的切入點－－不只是「他」，而是「我們」；是我要去介入，而不是去觀察。（待續）

【附錄一】

Eating Christmas in the Kalahari

一、 內容與反思

Eating Christmas in the Kalahari （1969）是加拿大人類學家Richard Borshay Lee所寫下的實驗民族誌，內文由自身的經驗出發，跳脫出以往研究的眼光與方式，得出令研究者意想不到的回應，以及有了契機重新深入思考文化上「誤會」的問題，甚至是田野研究上可能出現的謬誤。

文章的開頭先交代了一些重要的背景資訊，包含布須曼人對於聖誕節的理解，以及作者對布須曼人的研究內容與方法，並且提到自己因為要離開，希望透過聖誕節贈牛的方式來感謝村裡的人們。據作者的了解，對布須曼人而言，聖誕節是個可以獲得牛隻的節日，並且在聖誕節的那段時間裡，村民之間也會有交流與歡慶的活動。而作者的研究正是針對布須曼人的食物網絡，在研究的過程裡，為避免破壞體系，選擇不進入其食物取得與交換之中，然而這在布須曼人的眼裡，研究者的行為卻是個「吝嗇鬼」。也許可以說，作者意欲在特別節日贈牛，除了表達感激之外，可能也是為了要挽回自身在村裡的評價，從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非常仔細揀選了要相贈的牛隻。從上述的訊息可以得知：（一）布須曼人對於該節日的理解與西方人（研究者的文化）不太一樣；（二）作者在贈牛前並未進入過布須曼人的食物網絡之中，且作者的研究是透過網絡外的觀察；（三）作者是以西方人對聖誕節的「分享」、「感激」等觀點出發贈禮。

然而接下來就發生讓作者無法理解的現象──所有布須曼人都來和作者勸告他所買的牛無法餵飽全村的人、質疑他買牛的能力（為何挑了一隻又瘦又老的牛？），甚至認為他喪心病狂才會去買那頭牛回來，全村開始流言蜚語的討論該事。這讓作者變得非常緊張，因為太多布須曼人紛紛對他表示意見，而且這件事情如果弄得不妥當，可能還會引發村裡的打鬥。作者漸漸由不相信勸說到開始相信，並且懼怕事情進行的不順利而到處去張羅新的牛隻，然而這也讓作者在聖誕節前夕精疲力盡，開始厭煩這一切，甚至在聽聞可能會導致爭鬥後被挑起人類學家無可救藥的觀察心態。在聖誕節當天，作者發現自己挑選的牛隻事實上充滿肥油而鬆了一口氣，向屠宰牛隻的獵人開心的表示過去幾天以來他所接收的批評根本毫無道理，然而作者卻被獵人以及旁邊所有人狠狠的嘲笑：「這種東西你也叫做肥油？」可以看到作者認為自己被開了一個（也許含著惡意的）「玩笑」，而且感受到這個「玩笑」隱隱約約地產生了某種與布須曼人關係上的重要影響。從這段買牛、贈牛，接著被勸導的故事來看，作者買牛的「善意」（作者自認為出發良善，目的是為了感激）不但沒有被布須曼人接收到，甚至還被全村的人嘲弄，產生了與作者意料中相反的結果，也就是說，作者送禮失敗之外，還影響了自己在布須曼人社會中的關係。

這個事件讓作者開始一個一個詢問為何布須曼人要如此的對待他，畢竟他看起來做了一件對布須曼人社會有益的、並且讓他們感興趣的事情，而且在作者的文化之中，他這麼做的行為應該要被感謝、被人接納，而不是被人嫌惡。人們的回應相當好玩，他們說這樣的嘲笑、愚弄是正常的，因為布須曼人就是這樣的個性，會去嘲弄獵人，並且嫌棄他所帶回來的獵物，因此他們也就不會去特別在意自己被嘲笑的情況。而讓作者知曉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的，是報導人Tomazo的回答，他說這是為了要壓抑一個人的驕傲，因為當一個人有了好的獵物而回來分享的時候，可能會產生驕傲而認為可以奴役、殺掉他人，所以藉由嘲弄的方式壓抑對方產生的心理。這某種程度解開了為何布須曼人會去如此嘲弄作者的原因（說不定也舒緩作者的心情）──這樣的嘲笑愚弄是布須曼人的「社會／生存機制」。而作者同時也在疑惑，為何之前布須曼人都沒有告訴過他這樣的（食物網絡的潛規則）知識，得來的是一句：「你也沒問過我阿。」

在這個意外事件之中，作者體認到自己「慷慨」贈牛行為，實際上與布須曼人的日常行為（獵物分享）並無兩樣，所以自己所期待的（在聖誕節脈絡下的）感謝並沒有存在的道理。再者，作者過去幾年對布須曼人的食物網絡研究是在外部觀察，許多網絡內部會碰到的事情、情緒、應對方式都不是透過觀察能夠仔細去捕捉、研究，往往需要親自參與投身其中，而這樣的田野調查也許會無法真正深入文化核心的問題，反而產生更多誤解／淺層的理解，研究者在田野中所要採取的立場在這一篇文章裡也是一個值得反思的部分。

二、 思考

人類學者去做田野，究竟是為了要探索深入人類不同的思考／生存模式，還是繼續在西方觀點／文獻的宰制下研究觀察，並得結論與理論模式？如果說要深入探究，針對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從文章中想到兩層切入的思考，一是「別太依賴文獻」，在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在面對食物分享上的問題時，他所想到的並非哪一次布須曼人分享的過程，而是研究者的研究文章曾經提過類似的狀況，在這個情況下，文獻可能會使研究者導向一方思考，而去忽略掉自身觀察的社會的行為模式。二是「人類學家的雙重身分」與「當地人觀點」，人類學家在參與當地人活動的時候，不要為了融入社會，而忘記自己做為外來人實際上是有不懂的潛規則，需要適時的去詢問當地人，甚至在不懂之中，重新拾起人類學家同時作為參與者與外來者的雙重觀察，更深一層的去做理解、比較。這也就是說，作者在一開始的時候希望是作為回饋部落的人，所以暫時放下了自己人類學家的研究、觀察與身分（同時也是研究告一段落），試圖要融進布須曼人的社會之中，然而悲劇就在於他在融入的過程中，作者的情緒是被布須曼人的社會動態牽著走（並不了解潛規則），然而思考模式卻一直停留在人類學文獻上（就是上述提到依賴文獻的部分），並未進入當地人的觀點之中，而與布須曼人的關係產生錯亂和誤會。

簡而言之，筆者認為人類學者在田野工作時，應要挑戰文獻的內容，透過詢問探索、參與、出錯、反省來重新檢視西方人長期對於異文化的研究方式與成果，並且反思自身文化「理所當然」的觀點，以及造成的誤會。人類學研究不該是重複與強化舊有的迷思，而是透過對各社會文化的接觸、理解重新拆解以自我文化為中心的「驕傲」，人類學是應要適時地作為一個「嘲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