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史料作業
課程：台灣史下
學生：林意真
系級：歷史系二年級
介紹
本次史料作業，筆者選擇《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1]作介紹與分析，並以第五節「臺灣文化協會」的第一、二款做為論述的基礎。《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為當時候的官書，總共有三編六冊，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委託鷲巢敦哉所編寫，分類收錄當時總督府的官方資料，特別有關於警察事蹟方面的紀錄，作為警察在職務上的參考。[2]《臺灣社會運動史》於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八日 出版，分八個章節敘述從一九一三年的臺灣同化會事件，直至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之間的政治、文化與社會面等種種抗日的思想運動。誠如王詩琅先說所說，《臺灣社會運動史》是「敘述在日人全力經營，臺灣逐漸現代化，具備殖民地性格的過程中，在近代思想衝擊下所產生的民族覺醒，繼而發展為民族運動，以及臺灣總督府如何應付得經過」。[3]且根據王詩琅先生的說法，因其列為秘密文件，頒發的範圍並不多，甚至在日本國內的官公署與圖書館均無法見到該書。[4]《臺灣社會運動史》的流通量極少，以臺灣的情況而言，一直到王詩琅先生著手翻譯該書，並由稻鄉出版社出版後才得以使臺灣研究者能直接使用。[5]
組成與架構
根據曹永和先生在序言裡提到，《臺灣社會運動史》裡所收納都是官方查禁的原始檔案，而又因為當初取締的關係使活動與組織的基礎資料闕漏不全，官方收納的這批文件便成與當時臺灣社會運動直接相關且十分重要的史料。[6]而《臺灣社會運動史》的架構也很有意思，雖內容組織較參雜，但官方在論述之中完整引用當時候的一手資料。就《臺灣社會運動史》中的〈凡例〉[7]所提，「當要詳述思想運動變遷的狀況，倘若要記述運動的具體情形，以顯出其詳情，實屬極度困難的事，因此，本書的編纂方針是以該運動從事人所執筆的文書，作為推知他們內心所懷抱的思想之一端，同時並輯錄有關團體的會則、宣言、綱要檄文等類所有的文件」，可以看到臺灣總督府十分重視資料的輯錄，並以此作為觀察、論述與分析的基礎。而以下將針對所負責的「臺灣文化協會」第一、二款的部分作陳述。第一款「作為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體的臺灣文化協會」，以文協的成立、活動、對社會的影響、當時候總督府的取締方針、公益會的反對等五小節敘述當時文協發展的情況與臺灣總督府的制衡，輯錄大量的一手資料作為參照，包括文協等社會／文化運動組織的內部宣言與人員名單。而第二款「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文化協會」則是以社會主義思想的滲透、文協的的方向轉變、文協轉變後的活動、文協第二次大會及其後的情勢等四節描述當時後情勢的轉向，其中與前一款不同的是，裡面加入大量活動人數的調查表格與統計數字。
核心議題
而史料的核心議題可以從〈序說〉的論述了解，在第一節「觀察臺灣社會運動的基礎觀念」的最後一段講到：「倘要觀察臺灣的社會運動，首先為具備其基礎觀念來說，對於臺灣人……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理解和研究。」[8]從這裡可以看到該史料的核心議題便是了解臺灣人社會運動的觀念與脈絡，並針對「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問題，或是其在統治上的地位問題，以及臺灣社會運動上根本的特殊傾向，提出一言。」[9]也就是釐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以此作為之後施政方針或調查用的基礎資料。[10]
《臺灣社會運動史》的記述者是以臺灣總督府的官方立場角度切入書寫，其最關心的面向是文協的發展、活動和分裂的過程，可以從詳細的一手資料引用發現統治者十分在意對於底下組織的掌握程度。但在分析史料的過程中，筆者並未看到統治者直接記錄任何運動參與者的意見或心態（比如日記），或者引用當時候參與運動者所辦的報紙內容做為參考依據。就莊勝全在〈評介曾士榮著《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11]一篇的說法，「警察沿革誌雖然能提供許多政治社會運動過程的線索與歷史訊息，卻是一部出自統治者的觀察紀錄，其觀點不僅無法涵蓋政治社會運動的內容與意涵，也難以得知運動參與者本身的思想與主張。甚至，更不免摻有統治者一廂情願的片面紀錄與失真的詮釋。」所以我們在檢視與使用該史料的時候必須特別注意其立場也許是較為單一（官方角度）。另外，王詩琅先生也在〈解說〉的部分提到，「本書不但對於形成臺人反日、抗日的社會結構之變化，是否故意或無法分析，避而不談，及先覺者的覺醒過程以及覺醒的社會根據，均只費數語，予以解決，我們倘有這部書是官史便就釋然不以為怪。」
不過筆者想，《臺灣社會運動史》既然是當時統治臺灣時期的紀錄，目的除了要作為往後的施政上的參考外，也是要藉由大量一手資料的蒐集與輯錄彰顯作為統治者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說，這部書本身就是警察統治成效的集結成果，統治者透過一系列「理性且客觀」[12]的觀察思考分析殖民地的反抗情況，並以得出的結論作為之後統治的依據理論之一。所以，其重點並不在於少數人如何思考，或者歸納出運動對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是針對「到底為什麼會有反抗的事情發生」去作出解釋，這是統治者所關心的事情。以現在的研究者而言，官方如此的論述並不能涵蓋運動內容和思想，但這基本上也並非統治者所在意的方面。這樣的一部書，所作的不會是對一個時期的詳實記錄，而是從觀察中可以得到什麼樣根本與普遍的性質，而這樣的性質和碰到的問題有什麼樣的關聯。在看史料之時，除了批評外，也必須看出書寫者當時候關心的事情，也就是需一開始便思索「為什麼這樣寫？」的問題。
筆者認為《臺灣社會運動史》這部書有趣的地方並非內文本身，而是其反映著一定程度統治者之價值觀的部分。王詩琅先生在〈本書簡介〉中論及的「這一卷所及錄得當時所謂『違法文件』最多，即是長文也是照錄無誤……長達六十二頁也不惜篇幅一字不漏照登。因此，本書構成的敘述縱然有點雜然之嫌，可是其資料價值仍然甚高。」這一句話點醒筆者這樣冗長的書寫方式的價值所在。這筆者想問：「為什麼統治者選擇這樣的方法來記錄？這樣的記錄有什麼樣的好處嗎？統治者是否有意識要收納保存這些文件檔案？」不過這裡筆者還未思考清楚，也只拋出幾個可以思索的面向。
心得
筆者在此想談兩件事情，一是選擇這份史料的原因，二是面對這份史料的心態，其實這兩個面向也切合到筆者目前的生活與學習態度。記得今年的三月二十六日 參加陳翠蓮老師的野台開講，其題目是「從臺灣史看學生運動」，內容便是講述從日治時期以降臺灣的各式學生運動與串聯。那時候心裡便渴望想多了解一些當時候的背景，因此藉由這次的史料作業作為自己的延伸閱讀和思索的機會。
而在讀史料的過程中，筆者突然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如果當權政府要將這次學運和接連的各種運動記錄下來，那麼該書會寫成什麼樣子？如果我是統治者，我會在意什麼？」筆者一直試圖放下自己作為觀看者、研究者的腳色，進入到當時統治者書寫的脈絡之中，筆者承認這樣的嘗試頗為困難。一方面是身為百年後閱讀史料的人，筆者知曉一些當時統治者所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我們看事情和在意的面向會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是因為要抵制自小接受的教育，自國小起，歷史教育開始便教導歷史的對錯好壞，而日治時期的抗日運動一直是課本裡所頌揚的部分。所以在看到統治者在裡面對運動的批評便會不由自主的皺眉或者不認同，但是當筆者在皺起眉不理解的同時，筆者是否有遺忘更重要的問題，比如向歷史追問「為什麼？」。
礙於字數與時間上的限制，便不多作發揮。以上便是筆者對於《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的介紹、分析與心得。
[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5、249-425。在此暫將《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稱為《臺灣社會運動史》。而提及《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時，則是指稱整部書（第一～第三編和別編）。
[2]《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第一編為「警察機關的構成」；第二編為「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總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講武裝抗日時期，中卷為本次作業書寫史料（已在文中介紹），下卷則為刑事警察制度的變革；第三編為「警察事蹟篇」，而另還有一別編，則是「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纂」等公文書資料的收錄。參考：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譯，《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王詩琅先生的〈本書簡介〉頁7-8。
[12]以筆者來看，在史料之中基本上看不到肆意謾罵，且行文中使用的均是在當時脈絡中具有效力的文件，也就是這樣的文件具有其客觀性質。關於沒有使用當時人的報刊、日記，筆者猜想有二。一是其（日記、報刊）內文較為客觀，且以情緒性、批評的成分居多，這對統治者而言並無助於更了解當時的情況，且也不利於總督府彰顯自己在控制人民方面的成果。二是可能資料散佚的緣故，日記是私密文件，不似公告、宣言、會則等較正式文書的流通，所以統治者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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