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做為「失落的一環」
我們可以看到，莎拉巴特曼除了是一名表演者外，也被放入科學研究的脈絡之中，作為人類與猿類之間的過渡人種，在過世之後，器官也被拿去作為教材。但是這樣的事情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荒謬性，所謂科學的研究只是為了填補理論的缺陷、滿足區分高低人種的需求，和科伊人（Khoisan）的現實生活模式毫無關係，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方式使被觀察者成為一個沒有自主的客體，歐洲社會的研究者在乎的並非研究對象，而是該研究對象在人種中能給予的對照價值。
戴麗娟在〈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也提到：
這樣的人種類型在經過學者的分類和鑑定後逐漸確定下來。事實上，這些人種—活的或是死的—在被帶離他們原來的生存環境後，就已經和它們原來所屬的那個時空割裂。他們在西方世界存在的意義不是來自於他們原來的社會歷史脈絡，而是由自然學者所建立的分類系統中去賦予。
而在莎拉巴特曼之後，更多的科伊人被抓去表演，為的就是滿足科學家的研究與觀眾觀看的需求，同時證明國家殖民的合理性。科伊人被放置在人種的最低位，但這樣的解剖、人類學研究、解釋與結論，使得人們在獲取對於人種特徵與分類的「常識」時，簡化並存留刻板印象，而使種族歧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甚至直接或者間接地導致了南非種族隔離的實行。
回歸到當時歐洲社會的時空，莎拉巴特曼在歐洲所處的時間正好是英國喬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與法國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804-1815）統治時期。當時拿破崙發動戰爭，對歐洲各國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與巨大的影響。而剛巧莎拉巴特曼到達巴黎，大約是拿破崙流亡，爾後又推翻波旁王朝而重新稱帝之際。
當時政局的動盪使新知識與研究滯留在一些舊有的機構之中，因此各種學會的數量大幅增加，並且成為各研究者溝通交流的平台。而隨著帝國殖民地、領土的擴張，越來越多人因為戰務、工作、探險等因素前往其他的國度，有一部分的人會趁此機會採集當地的物種，作為標本賣給博物館以賺取金錢，或者提供旅遊筆記供學會研究者參考。當時的研究者意欲透過各種蒐集來的標本，來測量與分析人類文明和野蠻的界線，人種學（Raciologie, science of races）和顱骨學（phrenology）是當時研究的主流。
透過精密的儀器測量人種的顱骨，企圖從外表特徵來「客觀」區分野蠻和文明。在《黑色維納斯》的電影裡，莎拉巴特曼半裸地站在實驗室的中央，被科學研究員以量尺、角度器測量身體，並且被加以描繪。
當時的大量的人投入研究科學、身體人類學、解剖學（統稱人種學），希望在此之上重建種族的等級，使用的方法便是透過測量與智力評斷文明、進步與否。而高低種族、智力之分，也使得殖民統治取得了實施的正當性，甚至給予了使種族消失的權力。這樣的論述主宰了歐洲至少一百二十多年，從莎拉巴特曼開始算起，到最後一場異國的展演（大約結束於1940年）。
西方這樣一種對於「他者」（Other）的觀看，造成了正常人與怪物、高與低的種族的區分，也造成了殖民與被殖民地的強化。但一切在殖民帝國崩毀後有了轉變，在國家紛紛獨立後，這些觀點逐漸被拋棄。但是這樣的拋棄是不是另一種屏蔽，與虛假的無知？
在羅洛梅（Rollo May）的《權力與無知──尋求暴力的根源》（Power and Innocence: A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Violence）中提到，無知分成兩種，一種是真誠的無知，對於事物的全然不了解；一種是虛假的無知，刻意不看往現實面，讓事情看起來簡單容易。這樣虛假的無知對於權力與暴力予以否定，但是這樣對於權力、慾望的否定，實然是一種對於高度權力運作的掩飾。
而若是試著以羅洛梅丟出的觀點，重新檢視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反對聲浪，和館方將標本收進館內倉庫的作法，這樣的行為是不是對於過往殖民歷史的隱蔽和銷匿？眼不見為淨是面對過往歷史的態度嗎？
我們也可以看到莎拉巴特曼，乃至於後來各類被展覽的人們，實際上逐漸被人們淡忘，他們的遺骨仍被收納在收藏室或實驗室之中，而無人記得，也沒有人爭取歸還原本這些骨骸所屬的國家。他們被當成國家的財產，研究的重要材料，取回是何等的困難。即便莎拉巴特曼的遺骸被送回南非，並且安葬，但是仍有許多標本、骨骸仍躺在倉庫之中，這個議題需要更進一步的加以關注。
而在簡單討論了科學與人類學研究的部分，現在來討論當時人們觀看（gazing）的方式，並試圖在報告中重塑觀眾可能有的想法，討論「種族展示」帶來的問題與後面的權力運作，並提供一些觀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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