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現代散文選－102年上學期期末報告
前言
在我們這一組的報告中，我們會分兩個部分敘述──「事件與內心波動；夢境與現實的對抗」。第一部分的第一節是詳述關於魯迅在一九二零年代所面臨的狀況與其反應，並引述魯迅的日記與當代人的回憶錄。第二節我們則試圖要挖入魯迅當時後的內心，以當時後魯迅的遇到的事件、著作、言詞來進一步發現潛藏他底部的思考。而第二部分正是延續著第一部第二節的內容，以魯迅的《野草》裡，特別是關於「夢境」的篇章去挖掘。我們以為，《野草》這個集子最特別之處，就是不斷提到關於「夢」和裡面發生的種種事情。魯迅書寫夢的內容多魔幻而令人畏懼，但是如果仔細看魯迅書寫的時間點，和他所用的意象，是有一種連結性。他似乎是要透過這些「夢」來宣洩、或者試圖突破現實加諸於他的鎖鏈。
我們以為，雖然夢是許多複雜因素所組成的狀態，但夢仍是能反映現實。而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1]一書也提到這樣的觀念：「夢可以使睡者的內心渴望滿足；另一個是睡者的求生機制，藉著在夢中重新經歷生命的創痛來保護自己。」因此，我們試圖透過《野草》來看魯迅在二零年代的景況，並試圖深入了解其內心不為人知的黑暗面。
在最後的部分我們會附上我們所參考的資料，我想我們要特別感謝夏濟安先生幾十年前所寫的《魯迅的黑暗面》，那是我們書寫個題目最初的出發點。裡面精彩地詳述魯迅在文章隱隱透出的黑暗，並且也加入自己的心境作為對照，讓整篇論文顯得十分有意思。而我們想做的正是這一點──「在閱讀魯迅的《野草》的同時，也開始慢慢踏入你的內心。」我們想，經典之所以能夠持續流傳，是因為它能夠引起每個世代人的心裡的漣漪，而魯迅做到了這一點。用「自剖剖人」的方式讓你直接看進心底建構的世界，和欲逃脫的種種。這是令人震撼的，也十分地吸引人。所以我們寫下這篇報告，不只是要探究，同時也是要把我們所閱讀的心境分享出去。
事件與內心波動
以下將講到一九二零年代魯迅面對的事件──五四運動、《新青年》的景況、與周作人的不合、女師大事件等等。由這些當時的重大事件來看魯迅的的反應，正如前言所說，我們會摘取魯迅的日記來做為參照，並除了當代的回憶錄外，我們也會加上現代人所寫的評論文字，試圖以此更完整的建構魯迅在一九二零年所面對的情況和心境。
一九二零年代的魯迅
《野草》既是魯迅的人生觀、世界觀，則不僅止於揭示對當時社會環境的不滿，也反映其人內心的「彷徨」。《野草》二十三篇（不含題辭），作於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零年代中期是魯迅生命中的低谷：五四運動已漸趨平息，此時又與二弟周作人失和，再加上女師大事件，這些衝擊逼魯迅衝出一條生路──象徵主義散文詩集的《野草》。正如他所說的：「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徵主義。」[3]他的確將所承受的壓抑、苦悶懊惱化為象徵主義的文藝。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出版，一九一六年改題為《新青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及其他文學改革的文章陸續刊登於此。然而直到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4]於是魯迅開始為其做文章，《狂人日記》、《隨感錄》接連問世。新文化運動之熱潮持續攀升，一直到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以吳宓、胡先驌為首的學衡派興起，反新文學、批判新文化。[5]五四新文化運動正在退潮；作為文學革命大本營的《新青年》社也早在一九二零年出現分歧，且終於一九二二年分裂。由於五四運動高潮不再，魯迅早期寫作時的戰鬥精神逐漸消失；《新青年》的主要作者群分道揚鑣後，他更自視為孤獨、零餘的兵卒，獨自徘徊於舊戰場上。[6]失落之情一直延續到《野草》諸篇。
與乃弟周作人失和也可能是導致魯迅此時低落的原因。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7]由此可知，往常的晚餐是兄弟兩人一起用的；而今分桌而食，隱然是日後分道揚鑣的前兆。是日以後，魯迅開始另覓住所，終於八月二日「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胡同六十一號」。[8]魯迅的日記並未言明與乃弟失和的原因，旁人、後人不得而知。然而此事對魯迅的影響，在魯迅的日記以及許壽裳、許廣平的回憶錄中都明明可見：九月起大病一場，持續三十九天；心靈也受到極大波動。許壽裳曾言：「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去麻煩兩弟。」[9]又惋惜道：「魯迅愛住北京，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10]
一九二五年，更發生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運動，使魯迅陷入更加低沉的深淵中。女師大校長許壽裳不滿教育總長章士釗，遂與幾位他校校長聯名辭職；女師大校長之職由楊蔭榆接任。楊蔭榆原為英語系主任，作風保守，管教嚴格，魯迅譏之為「寡婦主義」：「用了他多年練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了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11]楊蔭榆復屢次與學生交惡，於是爆發排山倒海般的學潮，開始發起「驅羊運動」。心懷不滿的學生呈文教育部，而教育總長章士釗卻選擇支持校方更加嚴格的管教，禁止學生參與集會、遊行、演講，甚至暴力相向。在激烈的鬥爭之中，魯迅堅持站在學生一方，與其他教員共同發表〈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且擔任女子師範大學校務維持會委員。為此，章士釗下令將其免職。一九二五年的夏天，也就是魯迅遭免職之後，據說他大量喝酒、抽菸；而《野草》中最灰暗的篇章正作於此時。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章士釗下臺，魯迅復職，女師大復校，他的情緒才有所好轉，他的文章才稍微脫離陰沉的黑暗。
一九二零年代中期，魯迅遭遇重重挫折：五四盛況不再，兄弟失和，女師大事件。這些莫不帶給魯迅以心靈的打擊，使其面臨生命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時期。作為一位認真的藝術家，魯迅尋找到一種語言形式以包容其哲學沉思，於是有了散文詩集《野草》。而「藝術創作的功能和夢的功能非常相似，在兩者中，顯層的內容都只不過是人的潛意識的渴求的一種扭曲的轉化。」[12]魯迅即藉其「夢境」、其創作，將自身苦悶懊惱的壓抑情緒轉化為極富形象、極具感染力的文字，「形成了象徵主義藝術的一次巨大的收穫。」[13]
[5] 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雜誌創刊，標誌著學衡派之誕生。以吳宓、胡先驌為首，反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重視傳統國學，《學衡》且刊有舊體詩詞文賦。相關論述可參考鄭師渠：《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200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6] 「零餘者」或稱「多餘(的)人」，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此一形象始於普希金《葉甫蓋˙奧涅金》裡的男主角。零餘人是先知先覺的啟蒙者，是中國鐵屋子中少數覺醒的知識份子；但他們也是普通人，性格平凡，而在新舊思想文化劇烈的交鋒之下，則顯得矛盾，甚至與社會格格不入。魯迅作為一個領導風潮的知識分子，在五四退潮、《新青年》分裂之後，繼續堅持走下去，正如同孤獨、零餘的兵卒徘徊於與舊文化鬥爭的戰場上。關於「零餘者」可參楊少卿：〈魯迅的覺醒者和郁達夫的零餘人〉（2004年12月韓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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