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２）

*請勿引用

三、               文章連結與分析

筆者在這一章將開展與組織文章與文章間的關聯，不只是在同一主題的文章，也會連結到另外幾個大主題，讓之間的邏輯更為連貫。筆者會在段落開始的部分會提出串聯文章間的關鍵概念，並試圖帶出文章與主題間的互動關係。簡單來說，對於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有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觀點──人類學對儀式、組織的看重討論；歷史學對文獻材料放回歷史脈絡討論的重視──也有相結合對話的部分，也就是文獻與地方田野的對話、以及對理論的修正探討。在討論國家與地方互動的關係，可從地方與國家各自對神明／宗教信仰的崇拜與利用看到明顯的交互作用，而其關鍵是要對地方宗教的討論與理解中國複雜的社會歷史變遷與結構。以下將針對各主題、文章間邏輯詳細討論。

人類學對地方宗教的建構與詮釋，主要專注在宗教儀式與人群組織。「人類學對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中選取的文本，均在台灣做田野。武雅士透過在三峽的田野對儀式崇拜的代表意義開展討論，其中神明與官僚科層的對映和國家控制受到涂爾幹和韋伯影響，此理論在後來的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受到挑戰，也就是部分的神明國家難以駕馭，宗教並非是社會結構／階級的反射，而是與社會動態的相互詮釋。另外，武雅士的田野雖討論崇拜祖先與鬼帶出的社群經驗、親屬關係，但並未對神明背後的人群組織加以討論，且透過田野建構理論解釋中國傳統社會的理論似乎將中國的鄉村均質化。

林美容以彰化媽祖的廟宇為核心帶出對岡田謙的祭祀圈理論擴大討論，探討神明背後祭祀圈與信仰圈中不同的人群組織及其原因；黃美英也進行媽祖信仰研究，但與林美容對人群組織的探討不同方向，透過儀式討論廟宇背後的權力組織關係與信仰產生的社會凝聚力，並帶出人／人群在儀式中的角色、特性與意義。

林瑋嬪的文章則處理民間信仰的變遷，更進一步觀察到國家政策與移民操弄廟宇發展形式，重新檢視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王銘銘則勾勒出社會人類學的新方向，透過研究與層層理解中國宗教，可發展新理論來詮釋複雜的中國社會，其更帶出民間宗教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關係。

上述的文本都以「儀式」與「組織」為核心發展出對地方宗教的不同研究，透過田野建構出理論結構解釋觀察到的現象，使地方的現象賦予其中意義，武雅士與林美容的文章極具代表性，這些代表性的早期研究雖突破與解釋有力，但限制對後來對地方民間宗教的研究，因此王銘銘在文章中提出人類學研究幾點要注意與需突破的部分顯得十分重要，包括研究中要避免落入「均質」的套路，將文獻放入脈絡討論，同時注意到歷史變遷對於宗教發展的影響，並將對民間宗教放回現代社會重新檢視，也就是透過宗教與現代化的結合討論看其中的改變和互動。這之中做的比較好的是林瑋嬪的〈台灣廟宇的發展〉，將儀式、人群與權力結構、國家與地方關係、歷史變遷在文章中交代。

歷史學是將地方文獻與歷史變遷放回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透過人類學提供的理論基礎上做對話，進一步討論現象的來源與變化過程，並使人的能動性在這之中凸顯。此主題的文本所涵蓋的時空幅度較廣，從明、清開始檢視地方組織的成因與變遷。鄭振滿的文章試圖擴大祭祀圈理論的範圍，將其概念應用在中國浦組織內涵不只包含宗教，也是地域性組織（社區組織）。

陳春聲的文章則以清初潮汕地區樟林的歌冊為討論主體，以經濟發展、商人勢力、政策方向、地方菁英與國家合作等面向開展歌冊帶出的歷史脈絡，而遊神的路徑反映出各地權力結構與消長。與鄭振滿的研究不同處，陳春聲更強調商人在之中扮演的角色，在之後的幾篇文章，也都有凸顯商人的重要性，包括對地方權力結構的影響，以及作為信仰傳播與操作的主要媒介。

羅士傑在文章中，則從地方政治與宗教檢視晚清的溫州金錢會事件的歷史脈絡，指出金錢會為互助性質的社會組織，因晚清以來地方軍事化的政策而取得政治參與轉成團練組織，壯大其組織勢力。故金錢會事件不應看做會黨在太平天國潮流下的農民起義，而是地方團練在利益上爆發衝突。其研究意義在於將邊緣組織除去官方的標籤，看到實際地方與國家間的消長和互動變遷，還原當時的歷史樣貌。

       在鄭振滿、陳春聲、羅士傑三人的文章中，皆使用與分析大量的民間文獻材料，從時代的變遷中探討事情的成因和歷史過程，且透過對地方的田野與人類學提供的理論架構重新看待民間邏輯。人類學與歷史學是彼此結合、對話與修正，目的是更加細緻理解地方的組織情況與跟國家的互動，人類學透過對地方文獻的放回、歷史變遷的重視看到社會更完整的面貌與異質性，而歷史學則以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輔助，對地方文獻與歷史過程做更有意義的建構。

       

        承接上面討論的基礎，在難以駕馭的神靈的主題中，以神明為主體，tension（欲望與壓抑展出的張力）為核心討論地方能動性、國家與地方互動和社會歷史變遷，文本的展開也相對複雜。首先在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中檢討武雅士在〈神˙鬼與祖先〉中提出的神明與人間官僚體系的對應與國家控制，釐清探討宗教與國家官僚體系的關係，並帶出神明信仰背後的人群流動與傳播方式。中國的宗教主要分為具組織、制度性的儒、佛、道教，與具瀰漫性、非制度化的民間宗教。在檢視道教的神明科層體系時，會發現許多神明並非都能對應到官僚體系，比如很多神祇的職掌與人間的官僚不一樣，又女性神祇是溢出這框架、控制之外，可知中國宗教並非只是官僚階級的象徵產物，和政府操縱的工具。而非官僚體系的中國神祇與社會上的緊張不安（經濟／家庭壓力）有清楚關聯，反映社會的壓抑與需求，而當國家對地方宗教失去控制時，這些神祇便有機會佔有主導的權力，作為反抗人群的信仰崇拜與歸依。神明信仰背後也有一群人在支持，藉由商人、旅者，甚至官員的流動和民間傳說、戲曲傳播信仰，將信仰從地域的崇拜開展與維持。文章雖處理了人與神的關係、象徵控制的釐清，但未對地方社會人群組織的方式進行討論分析。

萬英章的文章透過筆記小說作為史料，探討五通神歷史變遷中的社會意義代表轉變，其中變遷的關鍵核心是商業與貨幣，也可以看到官方對五通神的收編與五通神的官方／民間分化。宋怡明的文章則以同性戀的社會禁忌，切入討論崇拜同性戀神（福建胡田寶）的民間信仰（淫祠），透過清中葉淫祠的搗毀檢視背後的原因與脈絡，並將文化互動與民間宗教信仰結合討論，也就是去理解神明後面人群的欲望與信仰形成並持續崇拜的原因。而黃萍瑛的文章也處理社會禁忌，透過田野調查、口訪與地方材料探討民間宗教對早夭未婚女性（孤娘）的處理。早夭的未婚女性是對原本社會的威脅，為了安置與補救，民間宗教對於孤女的問題多是以冥婚或立祠處理，透過冥婚對應的婚姻與立祠要求的貞節（使香火延續）重回社會秩序之中，擺脫女鬼的身分。

        這一主題下的文章開展兩個面向，一個是神明的難以駕馭，另一是駕馭難以控制的神，也就是神明的發展與影響是國家難以控制的，但同時國家／地方卻各自也都試圖透過象徵操控、儀式左右宗教，形成地方與國家間的合作與消長。後三篇文章的共同點在於以社會禁忌（錢財崇拜、同性戀崇拜與女神崇拜／冥婚），探討民間宗教、國家與社會禁忌的交互作用。延續，在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觀點上，分析神明崇拜後面背後支持的人群，而可發現其中許多信仰成因、支持與社會緊繃狀態、禁忌有關。

        後兩個主題最核心的關鍵便是「象徵」（symbol）與「象徵化」（symbolize），討論政府對象徵的利用與地方的理解的互動。華琛的文章探討是誰在控制象徵，又如何利用、交互影響，並建立理解標準化理論。華德英透過討論當地居民的理解模型，解釋人們對於象徵體系使用的原因、方法。而杜贊奇則透過對神話的象徵層疊復劃（superscription）的分析，看到國家藉標準化之力，使信仰背後國家價值觀能夠在崇拜的過程中推廣地方。而韓森的文章則從歷史變遷切入（唐－宋），討論轉變對宗教上的影響與傳播，同時也指出政府對神明的控制實際上是官方與地方（菁英）的合作的結果，重新詮釋當時後人們的理解。

詳細來說，華琛以香港新界的天后信仰／中國喪禮儀式做例子，討論政府對神明的標準化，解釋中國何以顯出高度文化整合。國家透過官方認可的形式──封號、祠典──建立與推廣地方信仰的象徵性結構，但在之中容納各種歧異性的信仰內容與詮釋，也就是國家雖難以真正控制神明信仰，卻得以透過信仰象徵體系傳達國家價值觀，達到表面文化的高度整合。華琛將重點放在政府對象徵體系的控制，藉由彈性的架構容納各地信仰的異質性。而華德英在香港新界的田野，則做出當地人（邊緣人）的三種理解模型──目前模型、意識形態模型、局內／局外觀察模型，居民透過具有文人傳統的意識形態模型維持社會／家庭的規範，但對於其中的正統則各自有詮釋。將華琛和華德英的理論放在一起討論，可看到各自對於「中國文化為何（看似）具一統性」有不同解釋，前者的理論重點是認為國家建構體系，讓地方顯現出文化的整合；後者則透過由下而上的觀點去解釋，認為是當地民眾使用文人傳統帶出的意識形態模型，因需求而作為社會秩序維持使用。也就是說，象徵的系統不盡然是國家施以控制的手段，回到地方的脈絡和理解來看，地方對於此也有相當程度的操弄。杜贊奇延續華琛標準化的討論，從關帝信仰中，看到國家透過從宋以來歷史變遷中對神明故事的層累，使用標準化方式與力量更有效推展國家的價值觀（忠、孝），也就是從象徵層疊複劃的歷史變遷看到象徵化的過程。而韓森研究神明興起背後的經濟因素，並且釐清神明信仰背後支持人群與競爭，政府的敕封若放回歷史脈絡中，會發現這是政府和地方菁英／民眾之間的合作。綜合上述所言，在討論政府對地方宗教傳統的政策，可以看到政府建構象徵體系，透過標準化的方式使各地看似文化高度整合，但事實上也須注意地方人民對象徵體系運用的能動性，在建立理論之際，釐清歷史的變化帶來的影響，以及之中的交互作用。

        接續討論上一個主題延續下來的問題，反思政府對地方傳統宗教政策的討論，文章間的核心概念是「什麼是中國」，可以說是要解構中國文化的普遍性的問題，回歸到地方人民生存的狀態。宋怡明的文章中透過對五帝信仰的考察提出「偽標準化」，指出標準化理論缺陷並對理論做歷史解釋，也就是神明背後的人群是因為靈驗而非官方賜封而崇拜，官方的標準化只是一種標籤，更深一層看是地方菁英的說詞競爭的呈現，地方仍在之中有能動性的進行儀式。科大衛、劉志偉的文章修正檢討華琛的標準化理論和宋怡明提出的「偽標準化」，透過研究中國大一統背後形成結構的歷史過程，並使用華德英的理論模型的堆疊產生正統化標籤，去解釋所謂對正統的掌握並非只來自官方，更多來自地方的利用。高萬桑的文章討論近代中國政府管理宗教政策。而蕭公權則透過文章解釋帝國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以祭祀管理地方，如建制度、建廟、舉辦儀式、打擊淫祠等），以及帝國為何失敗的原因。

        也就是最後一個主題下的文章，在試圖檢視政府與地方（菁英、基層）間的交互影響，包含政府對於地方施與的控制，以及地方的回應與利用。而串聯一路下來文章間出來的邏輯，用一句話提起，就是：「了解什麼是神明／中國背後的人群」，筆者的意思是認為研究中國社會史，不能只提出理論詮釋「何為中國」，更應該要重視在探討過程中不斷出現的人群／組織與帶來的消長，因為這將人們在不同時後的不同理解納進考量，更還原當時人們使用／崇拜信仰的狀況。

四、               結語

本文企圖透過五周文本的整理與分析，找出主題與文章／文章與文章間的邏輯，並在這樣的基礎上了解研究的方法與先前研究著手的切入點。不足的部分，本文未詳細處理到歷史變遷的部分，也未提及文本出現的時代脈絡，僅就大的概念去抓方向，因此整個論述看起來架構較為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