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時期相關書籍（1）

監察院調查：

1.  趙昌平、林時機調查，《郭衣洞叛亂案調查報告》（臺北市：監察院，2004）
2. 孫立人、郭廷亮等後續監護情形 監察院今通過完整調查報告（2015）
3. 「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期 中報告」（2012）

相關可查閱報紙：

1. 中央日報
2. 台灣新生報
3. 中外日報
4. 聯合報
5. 中華日報
6. 公論報
7. 台灣新民報
8. 自立晚報

目錄：

1. 林玉茹、李毓中，〈戰後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1945-2000）〉（《戰後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1945-2000）》1-7冊）
2. 台灣口述歷史界動態
3. 軍法專刊
4. 黃埔月刊
5.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1945）
6. 黨產歸零
7. 國民黨黨產揭露網
8. 台灣政治犯芳名錄

相關報導：

1. 1990立委陳水扁:國民黨政府應特赦台獨政治犯

2. 火線任務：台灣政治犯救援

相關評論文章：

1. 孫慶餘，〈白色恐怖是蔣 經國的遺產〉（2013）
2. 「臺灣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學術研討會（2015）

相關論文：

1. 許雪姬（主講），張福群（整理），〈口述歷史的理 論與實務〉，《宜蘭文獻雜誌》，30（1997.11）
2. 王泰升(1999)。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9(1)，1-90
3. 劉熙明，〈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台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2000年
4. 劉育嘉：〈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審判結果之研究―就已知二百二十個案件的分析〉，《臺灣文獻》，第 56 卷第 2 期（2005）
5. 陳儀深，〈臺獨叛亂的虛擬與真實：1961年蘇東啟政治案件研究〉，《臺灣史研究》，10：1（2003.06），頁144
6. 陳翠蓮，〈戒嚴時期臺灣的情治機關，以美麗島事件為例〉，《第七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台北，國史館，2004）
7. 吳勇正，〈戰後台灣戶政變革之研究－從「接收復員」到「清鄉戒嚴」（1945-1949）〉，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6
8. 曹欽榮，〈打開歷史之窗—— 探討口述與檔案〉，收入：吳乃德〔主持人〕，《轉型正義對檔案開放應用影響之研究》（臺北：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07），頁57–74
9. 林正慧的〈1950 年代「台灣民主自 治同盟」相關案件分析〉(收入《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 論文集》，國史館，2007 年 11 月，頁 715-809。
10. 李福鐘, 2008.12, "國民黨黨產取得之類型分析," 台灣史學雜誌, No.5, pp.139-167
11. 李福鐘, 2008.12, "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黨營企業," 國史館學術集刊, No.18, pp.189-220
12. 曹欽榮，〈歷史交響詩——白色恐怖口述與跨領域研究初探〉，《中華人文社會學報》，8〔2008.03〕， 頁173–176
13. 梁正杰，〈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臺北，國立政治 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14. ：蘇瑞鏘，〈從雷震案 論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國史館學術集刊》，15（2008.03），頁113–158。
15.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 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台灣》，第八期（2014），頁35-81
16. 台灣五零年代海軍白色恐怖案件. （由林傳凱主筆、張茂桂潤飾、賴奇郁協助）
17. 薛化元、余佩真，〈台灣白色恐怖時期人物訪談記憶的實與虛——以「省工委會」相關案件為例〉，收 入：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主辦），「臺灣 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集（2015年7月18日）

國民黨相關：

1. 蔣介石、蔣經國日記
2. 蔣中正，《反共抗俄基本論》（台北市：中央文物，1954）
3.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4）
4. 許福明，《中國國民黨之改造(1950-1952)》（臺北：正中，1986）
5. 賴士羽編著，《審判國民黨：美麗島事件真像》（台北：台灣文藝，1987）
6. 行政院新聞局輯編，《蔣總統經國先生七十五年言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87)
7. 陳鳴鐘、陳興唐主編，《臺灣光復和 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
8. 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 )
9. 陳師孟等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10.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年）
1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民主化與政黨競爭：何以國民黨繼續執政》（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
12.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4）
13. 翁元口述，王丰記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北：書華出版社，1994年）
14. 賴暋訪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4年）
15.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史料》，（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版三刷）
16. 郝柏村著，王力行採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
17. 王凌霄(1996)。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18. 施威全，《地方派系》（台北：揚智文化，1996）
19. 陳宗璀，《士林官邸三十年－陳宗璀回憶錄》，（台北：作者自印，1996年）
20.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
21.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22. 俞國華口述，王駿執筆，《財經巨擘―俞國華生涯行腳》，（臺北：商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23.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
24. 衣復恩，《我的回憶》，（臺北：立青文教基金會，2000年）
25. 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臺北：天下遠見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26. 朱浤源主編：《孫立人言論選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
27. 呂芳上、黃克武訪問，王景玲記錄，《覽盡滄桑八十年―楚崧秋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28. 王泰升，《臺灣法的斷裂與連續》（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29.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30.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 冊（臺北：國史館，2003 年），
31. 李登輝，《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2. 柯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下）》（臺北：國史館，2004）

33.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台北：稻鄉，2005）

34.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下）》（臺北：國史館，2005）
35. 沈克勤，《孫立人傳》（臺北市：台灣學生書局，2005）
36. 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劃 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
37. 李偉松，《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38. 陳存恭訪問，萬麗鵑、蔡惠如、高惠君、吳美慧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7）
39.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40. 薛月順、何智霖編，《蔣經國與臺灣：相關人物訪談錄》第二輯，（臺北：國史館，2010年）
41.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2011）
42. 黃克武等訪問，《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43. 呂芳上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臺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
44.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2 冊（臺北：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 ）
45. 陳立文編，《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台北：國史館，2014）

軍統／保密局／情報局／軍情局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1. 《軍統局改組保密局案第1 卷》，「國防部軍事情報. 局檔案」，典藏號：148-010200-0005
2.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
3. 沈醉《軍統內幕》（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
4. 劉渾生，〈軍統閩南站概況〉，《軍統在福建》（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118
5. 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檔案》（1995）
6. 谷正文，《牛鬼蛇神：谷正文情報工作檔案》（1997）
7. 國家安全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2》、《歷年辦理匪案彙編3》（台北：國家安全局，1959）
8. 孫家麟，《蔣經國建立台灣特務系統秘辛》（香港：日力，1961）
9. 李敖（審定），《安全局秘密文件 （上、下）》（台北市：李敖出版社，1991）
10. 傳記文學編輯部編(1993)。中統局軍統局重要演變及其負責人名錄─第二部分：軍統局。傳記文學，62(1)，123-131
11. 尹家民，《蔣介石與他的特務們》（台北：新新聞，1993）

12. 沈醉，《軍統內幕》（台北：新銳出版，1994）

13. 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 （台北：新新聞 ，1997）
14. 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事業有限公司，1999）
15. 文聞編，《我所知道的軍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16.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1)。國民黨軍統組織消長始末（六）。檔案與史學，2001(6)，53-61。
17.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1)。國民黨軍統組織消長始末（四）。檔案與史學，2001(4)，60-66。
18.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2)。國民黨軍統組織消長始末（七）。檔案與史學，2002(1)，57-63。
19.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1)。國民黨軍統組織消長始末（五）。檔案與史學，2001(5)，55-61。
20.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2)。國民黨軍統組織消長始末（十）。檔案與史學，2002(4)，56-59。
21. 黃康永口述、匡垣整理(2003)。國民黨特務組織保密局盛衰錄（一）。檔案與史學，2003(3)，58-62。
22. 黃康永口述、朱文楚整理，《我所知道的軍統興衰：原國民黨軍統少將的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23. 許遠舉、郭旭、文強整理，〈軍統局、保密局、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內幕〉，收錄於步柏儔主編，《文史資料存稿編選：特工組織（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24. 臺灣省諮議會編，《臺灣省參議會、臨時省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史料彙編計畫：林頂立先生史料彙編》（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6）
25. 龐家均著，《情報札記－台灣軍情局高官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中統／調查局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1. 內政部調查局，《共匪在臺之陰謀與活動》（台北：內政部調查局，1950）
2.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台共叛亂史》（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1954）
3.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第四組合編，《共匪對臺滲透分化「統戰」陰謀活動的秘密資料》（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第六組，？）
4. 石牌訓練班，《共匪特工的作法》（台北：石牌訓練班，1957）
5. 司法行政調查局，《一年來共匪對臺陰謀活動及其今後動向》（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58）
6. 司法行政調查局，《臺共簡史》（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58）
7. 司法行政調查局，《怎樣檢肅匪諜》（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61）
8.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共匪對台陰謀活動 第一輯（自民國四十七年一月至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台北市：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61
9. 司法行政調查局，《要案紀實：第一輯》（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73）
10. 司法行政調查局，《要案紀實：第二輯》（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74）
11. 司法行政調查局，《要案紀實：第三輯》（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75）
12. 司法行政調查局，《要案紀實：第四輯》（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76）
13. 司法行政調查局，《要案紀實：第五輯》（台北：司法行政調查局，1977）
14.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中共的特務活動》（台北市：黎明文化，1983）
15. 李世傑，《特務打選戰》（臺北：敦理出版社，1989）
16. 李世傑，《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臺北：自由時代，1988）
17. 李世傑，《調查局研究》（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1995）
18. 李世傑，《調查局黑牢345天（上）（下）》（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
19. 高明輝口述，范立達整理，《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台北：商周，1995）

20. 楊清海，《調查局的真面目》（臺北市：另眼文化，1999）

21. 高麗娟，《從覺民到覺醒──開花的猶大》（台北：玉山社，2008）

憲兵司令部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刑警總隊／警務處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1. 胡福相，《日本對於殖民地之警察設施》（上下冊）（1944）
2. 伯峰 1947 〈人物介紹：本省警務處副處長劉戈青〉，《臺灣警察》3(2): 18
3. 國史館典 藏：《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檔案》
4. 國史館典藏：《內政部警政署檔案》
5. 國史館典藏：《臺灣省警務處檔案》
6. 中央警官學校臺幹班互助基金會，《中央警官學校臺幹班簡史》（台北：中央警官學校臺幹班互助基金會，1987）

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等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1. 《國軍史政檔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三十八年度工作報告〉
2. 《國軍史政檔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三十九年度工作報告〉
3. 《國軍史政檔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十年度工作報告〉
4. 《國軍史政檔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十一年年度工作報告〉
5. 《國軍史政檔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四十二年年度工作報告〉
6. 〈搜獲共匪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重要秘密文件〉
7. 周至柔纂輯、李立柏纂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八年工作概況》（臺北：臺灣省保安司令部，1957）
8. 警備總部（編），《反共自覺運動文獻》（台北市：警備總部，1963）

9. 陳世宏等編輯，《雷震案史料彙編：黃杰警總日記選輯》（台北縣：國史館，2003）

10. ：陳世宏、張世瑛、許瑞浩、薛月順〔編輯〕，《雷 震案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輯》〔臺北：國史館，2002〕
11. 廖為民，《台灣禁書的故事》（台北：允晨，2017）
12. 國史館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新 聞資料剪輯》，軍事類，《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卷，類號：J9-53。

眷村及其他相關史料、訪談、研究

1. 《眷戀：空軍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2. 《眷戀：海軍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3. 《眷戀：憲兵與軍情局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4. 《眷戀：陸軍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5. 《眷戀：聯勤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6. 《眷戀：後備眷村》（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史政處，2007）
7. 婦聯會捐建軍眷列表：http://www.nwl.org.tw/his5_1.htm
8. 宜蘭眷村：http://enews.lym.gov.tw/content.asp?pid=83&k=591
9. 眷村變遷：http://lov.vac.gov.tw/Village/List.aspx?c=3
10.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http://twm.ios.sinica.edu.tw/content/about/about.html
11. 芝山岩社區都市更新史與眷村的故事：http://sixstar.moc.gov.tw/f_upload_sixstar/cms/file/A0/B0/C0/D0/E16/F624/4d6b458d-f9fa-4c6c-b51a-4e994da9985f.pdf
12. 林樹、潘國正等，《新竹市眷村田野調查報告書》（新竹：新竹市立文化 ，1997）

美國相關的資料：

1. CIA檔案：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search/site/Taiwan
2. 美軍眷村在台灣：http://www.hcccb.gov.tw/files/37/37-3.PDF

（有提到西方公司）

3. Picasa Web Albums - Tom Jones（1957-1958）
4. .藍欽，《藍欽使華回憶錄》（台北：徵信新聞社，1967）
5.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1985）
6. 翁台生《西方公司的故事》（台北：聯經，1991）
7. 翁台生、Chris Pocock，《黑貓中隊》（台北：聯經，1990）
8. 翁台生，《CIA在台活動秘辛》（台北：聯經，1994）
9. Ray S. Cline，Secrets, spies, and scholars, 1976
10. 克萊恩，《中央情報局內幕》（台北：開源，1977）
11. 克萊恩（Ray S. Cline），《我所知道的蔣經國》（台北：聯經，1990）
12. Ray S. Cline,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991

13.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15冊（台北：作者出版社 2000）

14. 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卷二―華府路崎嶇，（臺北：天下遠見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15. 涂成吉，《克萊恩與台灣：反共理想與理性之衝突和妥協》（台北：威秀，2007）
16. 鄧克雄主編，《美軍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8年）
17. 張維斌，《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台北：前衛，2015）
18. 王俊秀，《黑蝙蝠之鏈》（台北：聯經，2011）
19. 黃同弘，《反轉戰爭之眼：從美軍舊航照解讀台灣地景脈絡》（新北：暖暖書屋，2018）

墓區相關史料、訪談、研究、照片

1.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魂滅六張犁：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seal/liuzhangli.html

（據說洪維健有做墓園的牌位gis定位）

2. 綠島十三中隊：http://ndweb.iis.sinica.edu.tw/TWM/Public/content/story/seal/lyudao.html

筆記：「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大眾史學，公共史學與當代台灣

2017/09/27 政大百年樓

張隆志，「人人都是歷史學家？」：大眾史學，公共史學與當代台灣

簡短筆記：

（一）台灣public history脈絡：

其中一條可以追回「社區總體營造」（1994），以及「大家來寫村史」（2004-2008）這兩件事情，地方誌開始重新編纂，地方也有許多文史工作者出現，設立工作室或者小型博物館。而另外一條線，是周樑楷老師引介大眾史學到臺灣學界。除此之外，博物館也是大眾史學的重要推動場域，像是臺灣歷史博物館就有《歷史臺灣》關於大眾史學的專號，較為詳細介紹大眾史學的學問脈絡，以及臺灣學界狀況。

延伸參考：
1.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與意義〉
2.周樑楷，〈大家來寫村史與歷史意識的自覺〉
3. 卡爾貝克，〈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家〉

（二）台灣大眾史學研究教學的概況：

目前有東吳大學林慈淑老師（著重歷史教育部分）、成功大學的鄭梓老師、東華的蔣竹山老師（「新文化史部落格」至今點閱率超過兩百萬），以及師大的應用史學學程、台北大學甚至是有跟周樑楷老師合作推動大眾史學相關的科技部計畫，以及台北教育大學的張弘毅老師。這是現在我所知道的、有在做大眾史學相關推動的學校和教授。

（三）Public history會涵蓋到：

1. 地方文史：至少在台灣，歷史已經無法只在檔案室裡進行工作，歷史學必須要重新回到田野進行研究，透過口訪去接觸社會。
2. 文資保存：文資論述的重要性、歷史記憶、發掘／保存／再利用（不只是個別專業，需要跨越到歷史、美術、建築等等）
3. 博物館：大眾史學實踐平台；文物蒐集、展覽策畫、出版等等
4. 歷史教育
5. 數位人文：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台灣文獻叢刊資料庫的建立；數位典藏計畫。數位工具的興起，使得歷史史料的研究方法受到挑戰。
6. 影視史學
7. 歷史普及：注意讀者的感受、以及知識流通的狀況和過程，和學院研究者大不相同，學院以研究者、以取得知識為主要核心，兩者的方向很不一樣。像是現在有很多相關的出版物，例如大眾史學叢書（《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參考日日新報，寫台灣人如何接觸摩登的狀況與生活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又或者像是翁佳音老師采風式隨筆考證。另外，也有以大富翁為原型的《走遍台灣》，不過根據小孩的說法，沒有很好玩（笑）。

（四）在台灣，public history的四種理解面向：

1. 實用史學 applied history：強調歷史的應用層面。
2. 通俗史學 popular history：強調歷史知識、歷史發現的「轉譯」成一般話語使人了解。學院的歷史家在意的是歷史事實的發現，而public history除了歷史事實之外，還會注意到是「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為誰而寫」，周樑楷老師借用了林肯有名的一句話「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藉以說明public history：「 history of the public(s)、history for the public(s)、history by the public(s) 」。
3. 大眾史學 people’s history
4. 公共史學 civic history：面對台灣當代政治，老師認為上述的三種public history的途徑／理解方式，並無法處理現有的危機，也就是現在的歷史學無法回應大眾對歷史的拷問，遠遠落後於社會學、政治學等的發展。他認為公共史學是最需要著重的，也就是歷史學之是如何公共化，創造出公共領域、討論環境和氛圍，藉以提升公民、民主的素養。不在只是試圖給予正確的歷史事實。public history在台灣不應該只是提供小確幸、趣味性，而是要面對當代台灣歷史的複雜性。

原本歷史學是手工業、個人的發展，這未來應該還是會是主流，但跳開個人層次，歷史學者必須開始去想如何跟不同領域的人協作、共享發現。建立核心知識／跨領域的能力／社會連結的能力。

目前台灣歷史競逐的問題，就是歷史文本、記憶文本和認同文本的競逐，也就是當我們討論歷史的時候，牽涉的到的，是事實、材料、記憶政治等問題面向。目前台灣在討論這方面仍不太成熟，不論是口述作為歷史證據的討論，或者對於材料、人物作更細緻的心理層面討論。

席慕蓉、封德屏對談

20161118 博雅101

《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封德屏編（重要的參考資料）。


席慕蓉：

各位，今天下午很高興可以參加這個文學發布會，想起葉老師（葉嘉瑩）說的一句話：「讀詩和寫詩是本能的事。」讀詩和寫詩都是接近文學的方法，都是生命的本能。所以我要說我怎麼接觸文學的，戰爭有很大的壞處，但也有一些好處。我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我因為逃難來到香港，小學老師是從各地來的，大多數沒有受過小學老師對兒童教學的基本訓練，沒辦法教我們讀音、學寫字，但是他們有比這更大的熱情，他們教我讀詩。雖然我寫字的筆順頗有問題，但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在我小時候叫我背長恨歌、木蘭詞、琵琶行。當香港人來訪時，我就很狂放地想用廣東話去朗誦琵琶行。小時候我的功課很糟糕，但因為我會背詩，好像頗受老師喜歡。一直到了台灣，來到中山女高，是我最痛苦的兩年，我這樣講是有原因的，我生命中最大的挫折，就是考進中山女高的初中部，因為我跟不上數學課。

我在我的課本上畫圖，家裡給我請了老師，有一天老師叫我把畫滿塗鴉的課本給他，過了好幾十年遇見了他，還跟我講：「哈，席慕蓉，我見過妳的代數課本。」我想說的是，我在北二女的初中部，老師是潮靜老師，還有美術老師，讓我在這個地方安定下來。林文月的老師也是同樣一個美術老師，當時候她考上師大美術和台大中文，她問她老師該怎麼辦，楊老師勸她去念中文系。我想說哇，我也受同樣一個的老師影響。後來我選擇去念師範學校的美術系，現在是台北教育大學，我那時候都是第一名，因為沒有數學（笑）。人家問我，我是立志學畫畫嗎？喔不，我是立志不要念數學，我之後還嫁給一個物理學博士。我們兩個人最大共通點都是愛貓，我想說愛貓的男人應該不壞，所以我就努力追求了（笑）。我的掙扎求生，就是走到我能夠表達的地方，這麼多年來，我發現詩帶領我，繪畫幫助我，這兩條路我一直在走。所以我想，立不立志很重要，但是懂得趨吉避凶，也蠻重要的。


封德屏：

作為一個專業的讀者，是非常重要的。台灣出版非常興盛，出版一年大概四萬種，但是購買力不斷下降，雖然各個出版社的人不放棄，但讀者太少，我們要努力培養專業的讀者。抱歉，作為一個編輯開場是這樣的話。我以前住在眷村，那裏也沒圖書館，但是有租書店，我大概從二三年級開始，雖然母親管我們很嚴、不能看課外讀物，但我還是偷偷去租書店租書，用假名登記。我和姐姐妹妹住在同一間房間，把書偷偷藏在裙子裡，我們暑假大概就看完很多言情小說。我想無限制的閱讀也是好的，真正接觸文學的時候是透過姊夫，那時候是姊姊的男友，帶著禮物來到家裡（那時候幾乎論及婚嫁吧），那個禮物方方正正，原來是那年出版的書籍（馮馮《微曦四部曲》）。我那個暑假就把這套書看一遍又一遍，心想，原來有和言情小說不同的文學。

然而我大學沒考好，讀了夜間部，必須半工半讀，我開始了編輯的工作。我安慰自己，雖然我無法當一個有才華、優秀的作家，但是我可以當個好的編輯、幫助作者完成作品，把優秀的作家的作品介紹給讀者。我在一九八四年，生了我女兒，我進入了文訊，如今也已經三十多年。我認為這本雜誌是能夠展現過往的文學之路，許多作者的肉體早已沒了，但是還留有作品，我會跟那些作家的子女說，整理這些作品是多美好的事情。在前浪推後浪的過程中，我們還有許多遺珠，沒有很好的宣傳，我們這些編輯們有義務把這些好的作品，把蒙蔽其作品的沙拂去，介紹給年輕的讀者和作家。我對我編的雜誌有這樣的使命和看法，所以我會不斷以現在的角度回顧過去的作品。我先講到這。


席慕蓉：

我想要說的，剛才提到葉老師，我其實覺得我在寫作的時候，就是一個「人」，把人心裡的感動寫出來，可能是我有女性的性質，所以可能偏向女性寫作，但是我並沒有這樣想。我經常被問：「你是個女性，幹嘛畫畫？幹嘛和別人搶得獎名額？」那人在我畢業畫展來踢館，而我們幾個女同學就回答他：「我們當然會繼續下去畫！」但那人只回答：「笑話。」阿，這都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我要說的是，那時候會有人來踢館，來質疑我們在此的價值，但是現在應該是不會。但是在葉嘉瑩、齊邦媛老師的那個時代，應該是比我更加艱困，那時候的我還可以和別人吵架，但她們兩人都已經九十幾歲了，她們是怎麼支持下來的？在齊邦媛老師的作品裡，可以在《巨流河》看到一個女兒對母親的同情，寫出那個時代一個母親的困苦。有沒有感覺到這些女性剛烈、堅持的部分呢？這個特質不是專屬於男性的，這是大家都有的，陰柔的特質也是。我想說的是，在中國的思想裡面，會區分這些特質，但是現在必須要用另外一種概念在看。

我們最初是個生命，和其他人沒有分別，但是女性／男性的基因給予了各自己的優點。我們當然也有彼此跨不過去的地方，那叫做荒野地帶，那才是創作真正要開發的地方，讓人值得玩味之處。而我們能和其他人相互了解的部分，那就是人都有的本質，所以以一個創作者的角度，一開始就不能把自己分類，我們都是個生命，創作出了作品才能與全人類共鳴。那如果流露出那些荒野地帶、不可跨越的特色，那麼這個特色我們也該珍惜，這是加法，而非減法的思考。葉嘉瑩老師曾說，詩詞是他度過患難的力量，是生命的出發，而如此，才能達到創作的高度，喔這是我的說法，她的意思是指，這些時光淘汰而留下的詩詞，是作者用生命去寫的，這個境界比較高。但是我們也不是要去比較，也不是要區分派別，就像是光譜，不是只有分七色，而是有無限的顏色。 我想要說的是，文學的面貌也是無限的，我們先陷入派別，是蠻可惜的。

我不太敢書寫他人，覺得好像在旁觀他人的痛苦，我沒有勇氣去做這樣的事情。好像是消費他人，但是我知道當一個人抱持著一個誠摯的心，這並不是消費，也不只是旁觀。

（沒聽完演講，嗚嗚）

大洋洲書評（一）（二）

空間的權力操作與日常生活實踐者的反抗

書評：Miriam Kahn, Tahiti beyond the postcard (2011)

在後殖民的世界之中，人們該怎麼處理殖民主義所留下來的事物，甚至是處理仍舊運行（也許換個面貌）的殖民主義呢？在The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一書之中，是透過檢視國家／民族戰爭記憶敘事模式，和重拾查莫洛人的記憶／自身經驗反思過去的歷史，從中梳理出反抗敘事的方法在大洋洲就是不斷的making記憶，以及改變在紀念儀式上的行動的意義。也就是觀察當民族國家滲透進當地的敘事之中時，當地的論述會產生何種變化，以及他們自身對於變化的再轉換。

在這時代中，當地人的行動／記憶變得重要，因為那是人的能動性的展現，是抵抗的方法，而不只是民族／國家內發生的不重要、無法記入史冊的事情。本書作者Kahn，則透過空間／地方（space／place）的理論去觀察大溪地的情況，也就是檢視歷來法國在玻里尼西亞的殖民政府在大溪地的空間建構、背後的意圖與影響，以及大溪地當地人如何在這之中進行空間的再造（remaking）的抵抗。

一、內容：

在Tahiti beyond the postcard一書中，以全世界人們對於大溪地迷戀的這個迷思做為開始，在人們心中，大溪地是世界上最美的天堂之地、人類淨土，然而這樣迷思的背後卻是有著極為複雜的理解脈絡，包括殖民政府對於大溪地的都市計畫和形象塑造、各種浪漫幻想和觀光的推銷，而正是因為這樣的（空間／時間）複雜和多面性，驅使作者以大溪地作為研究的地點。大溪地有著兩個相互平行的面貌，一個是風景明信片上不可思議的白沙藍海（Why Tahiti is like magic?），而另一個屬於不為外人所了解的、當地人日常生活的地方，這之間有著什麼樣關係？來到大溪地的外來觀光客，看到的又是什麼？法國殖民政府在玻里尼西亞的核爆試驗，又如何能繼續將大溪地塑造成人間天堂？當地人對此有什麼樣的理解、反應和抵抗？

作者同Lefebvre認為透過檢視空間，得以看見權力的施展（並且指出問題），因為空間並非只是僵死的、無言之地（Foucault），而是充滿著各樣的人的實踐和地景的操作。簡而言之，一個被（觀光客）想像的空間和一個被（當地人）經驗的空間，兩者背後牽涉著數百年來殖民時期造成的複雜經濟與政治問題。要能指出問題所在，對作者而言，得細看在當地的空間之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作者以Henri Lefebvre和Henri Hiro作為貫串本書的兩個重要精神，前者是在都市空間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法國社會學者，而後者則是大溪地的有名詩人。對於Lefebvre來說，空間涵蓋著不同的性質，有符號象徵性的部分，有日常生活實踐的層次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認為，權力施展的方式是透過空間，而人雖然受其影響，仍舊是可以對空間進行身體上的對抗。對於詩人Hiro來說，或者放眼看整個大洋洲（作者去過頗多地方做田野調查），土地對於當地人來說具有精神上強大的力量，土地不只是土地，甚至是認同的基礎。Pacific Islanders與土地的關係並不是建立在擁有（ownership）上，而是在理解與使用上。他們的歷史是顯現在地景上的，比如石頭是由戰士轉變而來，同時也是活生生的歷史，不斷地重製和召喚大洋洲人的過往與現在。

作者所提的這兩個人（以及他們的概念）看似沒有相關，其實在核心上面非常相似，前者是在概念上指出權力的所在，並且提出以身體抵抗的方法；而另外一個則是試圖透過詩歌（和各樣的抗議）重拾Ma’ohi的（甚至是身為大洋洲島民）核心認同（to the homland, te fenua），以抗衡殖民的影響。也就是，即使面對的是具有強大權力的殖民主義（在話語，地景以及政策上顯現），個人仍是有反抗的方法，是的，在這空間從來不是僵死的，歷史也會不斷地重新塑造，抵抗的痕跡是不會消失的，會在人對空間的記憶裡留下。

書本總共分成七個章節，前面四、五章講述法國玻里尼西亞殖民政府在不同階段的作為，核子彈爆炸測試以及前來大溪地觀光的遊客背後隱含的問題（ Tourist cocoons），後面到第六和第七章，則是講述大溪地當地人的行動，他們日常生活中在空間抵抗的方法，以及人類學可以在這之上如何發展。

二、概念：

「colonialism」，「resist」和「identity」成為作者在處理大溪地的特殊空間時的幾個重要概念。在大溪地成為法國的殖民地之前，就已經被來到該地的西方人認為是天堂一般的烏托邦，他們對大溪地有著十分浪漫和異國情調的想法（romaticism），在殖民之後，透過高更的畫作，對於大溪地風景的描繪，更加地放大了這樣的想法（甚至是用作為殖民指統治的形象）。除此之外，殖民主義在當地是怎麼樣展現權力的？最主要的是透過都市計畫。

自1880年，大溪地成為法國的殖民地，並且開始在大溪地進行都市計畫，對於十九世紀末的殖民者而言，這是相當重要的環節。透過都市計畫，權力展現在新的觀看與被觀看的經驗上（modern experience），在具有美感與政治性的秩序上，以及在軍事的控制和人群的分類上。而時間推移到世界大戰之後，玻里尼西亞地區成為了核子試爆的主要場所，為了核子試爆，在大溪地又建設許多基礎設施（比如像是機場等等），但玻里尼西亞各島上的人們卻被迫進行數次的遷移。島民回到島上後，對他們而言，受到試爆影響的土地是被法國殖民政府種下毒藥，他們正在殘害著自己的土地。大溪地人首先是個法國公民，再來才是Tahitian，但那都不是他們真正的本質。

在冷戰後，大溪地面臨著危機，因為長期仰賴貨物進口與金援而無法自給自足，殖民政府決定以觀光業為當地主要的發展，並且以大溪地人間天堂的形象作為推銷，許多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此地觀光，而大溪地的地景也有了劇烈的改變，包括建造新的飯店和遊客中心等等，遊客在這之中經歷的大溪地卻是與當地人截然不同的。像是進入了一個包裝良好，氣氛和諧愉悅的繭裡面（夏威夷也有這個情況）。對於當地意識到這一切的人而言，其實問題並不在要怎麼宣稱自己的文化，而是面對現實狀況時，怎麼應付。我們也許會悲觀的認為這又是一個典型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殖民與殖民者）的情況，但是作者給了希望，提及了大溪地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展現了他們的抵抗，比如進入不可以進去的圍欄內，或者拿走船上供應給觀光客的食物。他們並沒有暴力地對抗殖民主義，而是透過他們平時在做的事情（透過食物，音樂，詩歌，幽默），歡樂地進行抵抗，並成功地給出了餘地，在這之中創造了使他們舒適的空間。

三、結語：

我非常喜歡作者在大溪地的觀察角度與研究，在第六章的最後一段作者提到，大溪地人實踐抵抗方式有時甚至無法被觀看，因為那落實在彼此的分享，食物的供給，餵食，歌唱，舞蹈，歡笑，和充滿情感的掉落的眼淚之中。我還記得我很喜歡的二十世紀哲學家烏納穆諾在《生命悲劇的意識》中寫道：我們必須想像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這還只是我了解他們的第一步。

當具實踐力和流動性狀態碰上固定概念

書評（一）：KL. Camacho, The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 (2015)

大洋洲的社會不能以靜態的方式看待。不管是從時間上面還是空間，甚至是觀念，大洋洲地區的文化的流動性相當明顯。從中，我延伸出問題是：當這樣的流動性遇到西方僵固的概念時，大洋洲地區的人們是如何反應？比如說，面對國族主義，國家，固定的政府型態，殖民。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是因為西方社會文化自十九世紀以來有著以線性、靜態的角度去理解過去的方法，那麼碰到在概念、行動、理解上變動不定的大洋洲社會，這之間會產生怎麼樣的互動？以及動態的實踐（和理解）的力量和靜態概念究竟有何不同？又能給與什麼樣重新思考的角度？在傅柯的作品可以看到類似的思考，不過傅柯觀察的是西方現代國家，尤其是現代國家發展的過程以及人對「建構主體性」的反抗（因為現代國家作為一種新的統治形式，有著極大的建構主體的權力），他認為「也許在今天，我們的目標不在於發現我們是什麼，而是拒絕我們是什麼。」也就是注意歷史的理解如何可能受到現代民族主義的影響。我認為不只是在現代國家內可以看到這樣的反抗，在大洋洲上我認為也有對此的反抗（而不是只是認為民族國家是理所當然的統治模式），也許不是用抗爭、革命的方式進行，但那並不意味著沒有力量。

一、內容：

The Culture of commemoration一書對此進行頗深的闡述與解釋。作者，身為查莫洛人（Chamorro），提到他特別要去觀察馬里亞納群島當地住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這其中的原因，是因為國家長期以來在歷史敘述的話語權占有極大的霸權，透過辭彙中的意識形態擾動該控制地對於過去的記憶，形成國家想要聽的歷史。透過研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馬里亞納群島，特別針對關島的查莫洛人，探討他們游走於西方概念與制度中的動能（agency），也就是個人如何在（極容易被國族主義操作的）歷史中，仍得以製作出多元的記憶產物，而擾亂原本被國家固定的對過往的看法。透過島民的口述故事、音樂等去更進一步探出當時事件被經驗的狀況以及「人」記得的樣態。正因為（個人）記憶是不斷地making（製作｜改變），而能夠挑戰固定的國家論述。（作者受到Vincent Diaz等研究者的影響，並試圖以大洋洲島民為主體重新檢視探究過往。）

有別於傳統史學的訓練，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口述的資料和檔案，在歷史學中，口述性質的資料長期以來被視為主觀的產物，無法當做文獻檔案使用，作者對這樣進行研究的方法感到質疑，並清楚地看到歷史被操縱的面向，他透過紀念日和儀式的狀態鮮明地表示當地人對於國家論述的回應。長期以來，大洋洲的歷史被軍事史、殖民史給佔據，國家的力量躍登於這樣地方的歷史，然島上的島民不才是主體嗎？我想，作者在書中給予了查莫洛人非常強大的，理解過往的角度。他表示，即使查莫洛人沒有起身革命、發起暴動，但是日常性的實踐反抗不斷上演著，以只有查莫洛人有的幽默去應對。或許這樣講太天真了，忽略了當地人仍舊受控於各種意識形態之中（受困於同時身為查莫洛人和美國國民），但是，作者揭露的是多元的回憶和製作歷史的方法，才是去真正理解大洋洲的過往。這個地方不是一個被宰制、剝削、貧窮而可憐的地方，而是有當地人真真實實地活過，並且留下活過證明的地方，藉由型塑記憶展現查莫洛人的力量。

（補充：根據蕭阿勤在〈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一文中，引用霍布斯邦（在〈發明傳統〉一文）對於民族化的看法，他提到，民族化同時具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民族化指的是將某依段過去所涉及的「我們」的先行者（或祖先）呈現為「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將這些先驅描述成自覺地認知到自己是依個民族的成員、相信自己所屬的這個民族利益與價值高於一切，同時追求民族在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並且他們有許多值得我們紀念的言論與行動，都是基於這種民族主義者的身分與認同而產生的。第二、基於上述論點，將這一段過去視為「我們的」（我們民族的）過去，賦予這一段過去一種民族的性格而使之成為「民族傳統」的一部份。）

歷史的書寫，想來這是一件極為弔詭的事情，歷史性的記錄留下來的原因，正是要以文字掌握對於過往的話語權，並且塑造自身的重要性，演變至今，歷史舞台上演的不再只是人類，更是國家。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論述中，歷史學者極力地排除掉人的存在（唯物的影響？），力求歷史能保有所謂的客觀與科學的性質，但是作為一門與人有關的知識，歷史學慢慢的背離了紀錄與解釋人的活動的初衷。二十世紀的歷史反而是國家擬人化極度狂盛的時期，當我們在看十九到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的大洋洲島嶼面臨的情況，我們看到的是一群各島的「島民」外來「國家」（autonomy vs. authority）。國家和政府是個巨大而笨重的東西，在試圖掌握與施展權力（包含歷史的話語權、地景塑造、制度、節日慶典等暴力）的當下，大洋洲島民也反過來重新賦予國家作為的意義，甚至是作為交涉，他們在日常生活實踐的經驗和劇烈的改變，可以說正好與國家希冀永恆不朽的渴望相左，而這之中耐人尋味。不過，作者提到這一切背後牽涉著更為複雜的文化要素，雖然討論是偏向概念理論，但作為討論國家的歷史論述和個人記憶對於歷史的再製仍是個有用的切入點。

二、概念：

作者在書中處理數個大概念；一、文化的作用影響；二、殖民主義對於歷史論述的操作和當地人的反抗實踐；三、國家論述的持續（紀念日的儀式形式）與島民的記憶重製的實踐。這本書書有著大量的案件、論述的對比，透過文獻和當地人流傳的故事／音樂／笑話去對比出一個更為生動的過往。

更細一點的去說明，第一個部分是探索查莫洛人形塑認同和抵抗，並對比不同殖民地的文化差異造成的不同記憶和論述的結果；第二部份，則是探索殖民主義對於戰爭記憶和歷史論述的影響，也就是分析不同的殖民狀況如何影響文化內和跨文化的互動，以及馬里亞納群島的戰爭記憶。（馬里亞納群島同時有兩個殖民者存在：美國和日本。美國佔有關島，而日本在二戰曾一度控制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作者參考White的理論，以當地人的戰爭記憶對比國家的歷史論述，特別是關注國家對於效忠（loyalty）與解放（liberation）的操作（因為這之中有鮮明的「國家」的存在），，以及戰爭前後的記憶和論述的延續。接著就是討論島民在記憶與紀念過往的實踐活動（the making of history），歷史不只是像國家宣稱那樣版本劃一地、靜態地停留於過去而已，對於島民而言，過去永遠不會過去，因為島民會不斷地拿來重製，一切宣稱都是動態可塑。即使是殖民的當下，島民有他們變通方法，比如在故事中，關島的查莫洛男孩表明自己在被迫膜拜天皇時，手裡事實上是緊握著藏起來的十字架。

我認為作者採用了White的理論作為殖民政府論述的檢視這一點很有意思，雖然冒著簡化的風險，但是清楚呈現兩個殖民政府的性質對於馬里亞納群島產生的不同作用（區分成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地區）。在關島，美國採取了如同在美洲大陸的做法，要使查莫洛人效忠於美國政府以換取公民權並進行社會控制，也就是，關島的歷史論述和記憶會有個核心的概念：忠誠（loyalty）。而反觀日本，其殖民政府除了要求對於殖民母國的效忠之外，也要求該地的島民要夠自我歸屬於日本，並透過教育，英雄塑造，制度，通婚，勞力移民等達到效果。但在戰爭後，這樣的狀況使得北馬里亞納群島的人們經歷了感受強烈的解放過程（liberation），然而從日本手中解放的這個狀態，在關島卻被美國政府淡化此事，因為關島必須記得的解放日是另外一天，那就是美國從西班牙接下關島的那一日。仔細地研究這個詭異的狀態，不難關島老人的口中發現類似的話語：「在戰爭前日子好多了。」但是整個狀態事實上仍是被殖民的狀態（西班牙－＞美國，美國－＞日本）。不過這並不代表著查莫洛人就會按著殖民者的意志在作為，在挖掘各樣的故事時，便有許多有趣的事情等待解讀。

二戰之際，關島的查莫洛人和日本殖民者的關係緊張，查莫洛人在日常生活中抵抗殖民者，比如不服從殖民者的命令，當地家 族阻止女孩與日本的士兵通婚，兩群人之間保持著頗大的距離。在當時的關島，日常生活中最具有力量的抵抗形式就是音樂（還有宗教的禱告，查莫洛人的幽默等），如在音樂有的放入美國的代表符號（山姆大叔）並視他為要拯救關島的英雄，有的則嘲弄前來殖民的日本人。對此日本人似乎是視關島查莫洛人為極為無理的他人。然而當眼光看往距離相當近的塞班島時，卻是完全不同的光景。塞班島長期受日本的殖民，而在戰爭的情況下美國砲轟過塞班島，可以想見北馬利亞納群島被美國「解放」也許不是一件那麼好的事情（與日本有關的查莫洛家族的清掃啦、冷戰的軍事佈置和土地控制等）。作者特別提到大家在描述戰爭時應該試圖超脫戰爭勝利／悲劇的二元論述，因為那不是在回顧過往時真正重要的事情，那會落入國家論述的圈套，研究者不應忘記透過當地人的記憶、與過往連結的社會關係去看歷史。

三、結語：

美國對於戰爭的記憶、歷史的形塑有著極強大的控制和影響力，包括在紀念碑、象徵符碼、儀式等等，在戰爭後，關島上的紀念日仍帶有強烈的宣示忠誠與榮譽的意味，不過，並非一直都是如此。關島在冷戰中後期開始由美國推動觀光業的發展，紀念日的活動也有著對外宣示包容過去的能力（以宗教形式），而到了現在，關島的人甚至意識到島上的土地被美國佔去使用而要求還回，紀念日可以不只是美國意義下的紀念日，甚至也可是過往的查莫洛人和現在的查莫洛人的聯繫（政治上、精神意義上），查莫洛人歷史的再次實踐，使那些真正重要的、關於查莫洛人的故事，在這一天能夠不斷地被生產出來並且記得。這樣的說法也許仍不為人所熟悉，但是這是一種更加成熟的、有力量的視角去對抗二十一世紀仍然在太平洋存在的美國殖民主義。

原住民社會與荷蘭統治下的變遷

2016.9.21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翁佳音

（台灣社會經濟史 黃富三）

黃：以前《巴達維亞日記》只有日文版本，那些都是近代荷蘭文，非常難懂，幾年前翻譯成中文，但是不完整。不過，跟台灣最相關的其實是《熱蘭遮城日記》，這是翁佳音與幾個研究員一起翻譯出來。同學們生活在現在實在太幸運了。我認為，現在的歷史研究最大的危機就是史料的考證不周，不過，翁佳音的著作總是會讓我反省自己究竟認知有沒有錯。

翁：我們不是很常說，葡萄牙人稱台灣為福爾摩沙，但是調出葡萄牙人的航海日記出來，發現原來葡萄牙人根本沒有經過台灣。說是沿著黑潮經過的島嶼，顯然就不是台灣，因為那個島長一百里，上面的人皮膚白白淨淨，會讀四書五經。考證後發現，原來葡萄牙人經過的是奄美大島（緯度可能會算錯，但是經度不會），就是現在的沖繩（？）。我們得帶著批判的角度，重新對照既有的文獻。

對於現在的原住民問題，我正在苦惱，究竟是認同重要，還是史料重要。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基礎沒有很清楚，各族的情況也不太一樣，所以現在大家比較偏主觀認同，但是那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原住民並沒有自己的文獻，我們可以參考一些日本時代的調查，恩....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對話也很困難，我希望有興趣的人去用批判性思考想這些問題。那批判性思考你需要個基準，我推薦你去讀《台灣番族調查報告書》（建議看日文，雖然有中文版本，因為一翻錯，整個台灣史學界都會出錯），裡面提到各種財產、繼承、婚姻、風俗等較為完整的調查（但正確性要另外討論）。

我小時候常常翻《高砂系統所屬研究》，翻譯者就是最近剛過世的楊南郡，不過，原文和譯文仍是有所出入。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養成語言的習慣，把中文、英文和日文練好，這是最基礎的。

傳統是有時間性的，有些傳統會斷裂，會受到影響，可能家族系統本來是雙系的，但隨著時間走向單系。日本時代調查的時間點，還是保留了一部分的、當時候的文化元素。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相當難討論，有很多原住民文化是外來的命名，為了學術研究的方便。這牽涉到一個問題，族群到底要用什麼來分？用語言。

但是被歸類為同一個文化的兩個村落各自差異很大，那怎麼辦呢？真的很難直接地說，他們就是屬於哪一族。在研究上面，有時候我們會設置ideal type，但是因為族群並非封閉的系統，不能忽略族群之間彼此長期的交流。比如，目加溜灣社和大武壠社；排灣族和卑南族；阿美族和撒奇拉雅。

為什麼在日本時代的地圖上，寫著草字頭的番（「台灣蕃地圖」）？因為中文的「番人」在日文中的意思是「警察」或者「守更者」，所以才特地加了草字頭。

在荷蘭人來之前，葡萄牙人來、西班牙人也來，那時候有很多海盜、倭寇會到台灣躲避起來，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濱海的原住民慢慢地產生文化上的變化。在《巴達維亞日記》的第一冊裡面，做短暫的台灣調查時，發現原住民的話，有三分之一講閩南話。要了解台灣原住民文化變動，我推薦從中文文獻開始看－－陳第《東番記》（1603，陳第是福建福州連江人）。

對了，為什麼我會特別交代該作者是哪裡人，因為從哪裡出來，會影響一個人的觀點。在台灣史研究之中，我很看重語言，因為一看他們怎麼講話，就會知道他們真的是從哪裡來（比如說西班牙人真的碰到哪群人），語音系統是不一樣的。有時候台灣史有很多文獻，都是中國的官員問台灣當地的秀才事情，然後他們用中文話把東西記音，但是中文也有各地的方言的發音，你必須要用他們紀錄的方言去念那些中文詞句。

本來我做考證做得非常無聊，但是當你仔細看說對方是從哪裡來、用什麼發音去記音時，就非常有意思了。歷史學者不可以把語言的問題推到已經消失的族群的語言上（沒有可能是....但其實我也不太知道....這樣的說法）。

「漳、泉之（惠）民、充龍、烈嶼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從這上頭我們可以知道，福建沿海的人們其實有些人懂得台灣的原住民語，有時候要打倭寇的時候，就會聯合台灣當地的原住民。

福建莆田人姚旅《露書》（明代）：可以看到在荷蘭人來之前，其實中國對台灣並不是沒有動作（？）

在荷蘭、西班牙時代，與外界有交流、有名的有：馬賽族（Basay）、虎尾垅（Favorlang）、西拉雅（Sideia）， 當時候有很多倭寇住在虎尾垅附近（當時候倭寇有一大部分都是閩南人） 。現在為什麼研究當時原住民很困難？因為名字是音譯的。在看荷蘭時期留下來的日誌（《熱蘭遮城日誌》），看到地點一定要追究到底在哪，因為有很多錯誤。其實荷蘭文你看不懂沒關係，你就拿字典出來，你懂台灣過往的情況，你就可以猜出那底是什麼意思。

虎尾垅辭典

荷蘭資料的功用：

     1. 最早具有系列性與地區性的資料（《熱蘭遮城日誌》是公務的日記，是總部控制台灣當地的總督。不會清代文獻抄來抄去的問題，也不會一講就是在        講整個台灣。該日誌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和地區紀錄考察的功用。）

2. 文獻解譯的階段還有待發（對一方的知識不夠熟悉）。
3. 番社名的考證，或翻譯問題（甘為霖的日記就有出現問題，比如西拉雅宗教的問題。他記成的版本是：''but this nation has pnly priestesses.''，但事實上是''But only this nation has woman.''西拉雅族也有男性祭司，負責戰爭相關的事務。）

幾個要澄清的歷史圖像：

1. 「番社戶口表」（番社和人數，該表幾乎涵括全島）。你如果好好考證番社戶口表，你會發現番社戶口表所講的三百多社、六萬多人，是包括平埔和高山族。但這是否是實際人口？我跟各位講個前提，這個戶口是要納貢的。這個戶口表也不是荷蘭人去調查的，當時候在台灣的荷蘭統治者加起來步道一千人，大部分的人都在安平古堡，這樣少的人口哪裡有辦法做出調查？當時候有地方集會，歸順的族群會下山到淡水紅毛城，頭目、長老在每一年的三月或五月前來集會，他們要和荷蘭的政務官報告他們社有幾個人。人口是申報制，而非人口普查制度。交稅也是代理人（後來成為「社丁」）負責交稅（當地原住民其實不一定會知道他們有沒有交稅）。中村孝志也有做研究，我就接續著研究。（番社戶口表）
2. 當時候荷蘭人把資料交回給荷蘭時，荷蘭人的出版商就用日本的畫像去描繪荷蘭人對西拉雅人的敘述。（講原住民女人的淫亂之類的）


所謂的大肚王（Quataongh）
1. 歷史上常說，原住民本來沒有頭目，是荷蘭人來之後，透過地方會議才有頭目出現。但我認為這樣的講法不是很對。透過《廣陽雜記》裡面提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荷蘭人說政治制度上，原住民沒有像明朝那樣子的皇帝，沒有統一臺灣的大頭目，都是各自為陣。在荷蘭人來之前，其實已經有一些跨部落的大頭目（禮嘉，其實是嘉禮，傀儡番，指的是排灣族人，他們都有跨部落大酋長），最有名的是恆春的琅嶠十八社。


荷蘭政府的施政
1. 東印度公司本來是租地，但是在宣稱當王後，主客易位。
2. 我們需要對當時候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制度予以更深的研究，有些用字需要小心，比如領主、封建、納貢（contribute）等等。我們沒有搞清楚他們的帳目、公司的評議會（公司是聯省制度）。要研究東印度公司的話，最好還要再看一次英文文獻，因為在台灣並沒有好好研究這個部分。
3. 荷蘭在台灣的統治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會議，有南部會議（台南市附近）、淡水會議（淡水紅毛城）、東部會議（台東一代）等等.....。其實後來鄭成功是繼承荷蘭人分的會議區塊成行政區快（南北路、淡水、東部）。
4. 其實透過每次的地方會議，也連結了各地的原住民，在鄭成功來之後，團結起來對抗鄭成功（尤其是排灣族），他們一直反到雍正時代，所以清代的官員才要這群原住民去北京大拜拜，這些都是有關連的。在歷史課本裡面會講說原住民和鄭成功合作反擊荷蘭人，這句話其實不太對。
5. 當時後的藤杖是用荷蘭銀+蓋上公司徽章+竹籐做成的。而當時候銀子分成的等級是墨西哥銀、日本銀是好的，說到荷蘭銀，那是最劣等的銀子（？）

為什麼只有所謂的新港文書傳世？新港社明明就是當時候識字率最低的。其實是因為新港社離當時候的安平古堡最近，荷蘭人就要他們替其跑腿，在之後鄭成功、清代仍依舊有所關係，新港文書一直用到十九世紀。

結語：我們仍不宜誇大與渲染，忽略掉十六世紀以來與外族的接觸所受漸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