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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歷史人類學報告

歷史人類學報告(四)

一、前言

本文處理歷史人類學課程最後三節課,分別是對「西洋宗教與地方社會」、「新興宗教與現代中國」以及「世俗主義」。筆者認為,其中串連的關鍵是「現代性」(modernity),也就是基督教的進入與影響、新興宗教的成立與傳播、中共政府(現代化國家)的打壓,和世俗化的問題都與其有關。故本報告將以現代性為切入角度去探討宗教、人群以及與國家間的關係。筆者的核心關懷是討論人在現代性的影響下的吸納、反應與衝突,並將現象放回歷史脈絡討論,透過多篇文本的討論回顧,更深入看到人在現代變遷社會中自處與經驗實踐。也就是研究回歸到「人」與「經驗」上。本文架構為:第一章「前言」,如上述;第二章「文獻回顧」,簡扼回顧文獻、問題討論;第三章「結論」,將使讀者回顧本文脈絡與邏輯,並且歸結筆者對本學期課程的幾點看法。

二、文獻回顧與討論

    本次文獻回顧、討論最重要的部份是要梳理西方基督教進來帶來的改變,及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宗教和國家、人群關係。在研究方法上,柯文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書寫是作為一個思索、切入的方法。書中提醒史家的歷史研究與書寫不該只侷限在「事件」上,應要延伸至「經驗」、「神話」的部分,透過一般人生存的社會經驗,將視角置於當時的處境,並去改寫、深入事件,進而打破中國/中共利用「義和團」創造的神話迷思(被淡化、操縱的過去)。也就是「如果說我們不能實實在在地回收被經歷的過去,我們卻能夠在我們的想像中形成一幅過去的圖像,最少其中的點滴片斷……這些個人的主觀經驗經歷給我們提供一個基礎,讓我們可以有鑑別地通過反思去研究另外一個被經歷過的過去是什麼樣子。」筆者著重回顧柯文的研究方法,雖其中談到義和團和西方宗教、中國的關係等部分,但需要去深入檢討是國家如何利用事件創造神話,進而操縱國族式的心態/研究取向。筆者認為這一點在文獻的回顧上相當重要,這給予了檢視的基礎和敏銳度。在西方宗教進入、傳播、影響的議題/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帶來的現代性、國家的回應與民間社會的吸收使用。因此底下會先介紹兩本切入討論的書──沈迦《尋找蘇慧廉》和曹南來《建設中國耶路撒冷》,
    一本是傳記式的書籍,透過史料、日記等文獻建構出蘇慧廉教士在十九世紀末傳教的社會氛圍,而《建構中國耶路撒冷》則延續著溫州的脈絡,以實地的田野調查構築溫州基督教徒如何操作基督教。兩者皆有個人經驗的放入敘事之中,但能夠看到的、想到的問題雖有延續性,但不大一樣。下面將簡扼的梳理文本,以及提出反思(特別是曹南來的研究)。

    在沈迦《尋找蘇慧廉》一書中可知,基督教進入帶來了地方民間與國家的關係變動。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因為晚清簽屬條約及貿易的關係,基督教開始大規模地進入中國,一部分而言也意味著現代性進入到前現代的中國。晚清中國因政治鬆動,地方的問題最為嚴重,而基督教的傳入帶給晚清中國威脅。也就是其信仰的傳播、設立學校、醫院,使人們開始能透過學習不同的知識體系、不受國家控制的信仰超溢於國家的控制之外,並獲得更多的選擇和發展。以蘇慧廉的經驗切入看當時後的晚清社會,蘇慧廉在一八八三年進入溫州傳教,透過翻譯聖經成溫州方言、建立學校、行醫等方式吸納社會邊緣人成為跟隨的教徒。但同時因為恐懼、鼓動等因素造成排外浪潮,蘇慧廉的傳教並非順利。

    又,延續基督教在中國溫州的傳播和影響,我們知道溫州的基督教晚清盛行的背景,包括溫州三面環山、地處沿海,與外國接觸作海上貿易,又傳教士在溫州建學校和醫院,這樣的條件使溫州人較接受基督教。但文革之際,基督教被中共打壓,近二三十年來才又開始大規模的基督教復興情況,須注意的是,其復興後的背景和過往不同,是現代化中國的主導式國家發展、更加頻繁的個人流動、新興資本主義交錯影響著基督教的傳播、理解與使用。曹南來在《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透過在溫州市的田野調查,將基督教和資本主義放回現代中國脈絡底下的討論,核心在於追尋現代中國政治經濟的背景下大眾宗教參與的本質,透過溫州的基督教徒的生活經驗,去重構原本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宗教與國家反抗-合作/統治-反抗的套路。也就是透過田野調查,觀察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新興的階層(老闆基督徒)如何形成與定位,又如何與現代化中國(國家導向)互動。從這裡又可以看到基督教在本土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基督教如何進行知識生產、自發地建構組織而在變遷的社會中發生影響力。

    作者認為溫州的案子可以提供一個重要的、面對現代化的宗教活動走向。有意思的是,本書透過田野、研究挑戰原有宗教-國家之間統治-反抗/合作-反抗、二元對立的研究取向與觀點。然本書須注意缺陷的部分是,其目的是要敘述解是溫州基督徒(尤其是老闆基督徒)是如何在變遷、建構中的社會信仰、實踐,宗教 似乎是作為權力建構的手段工具,而個人的經驗在書本中被概念化的汲取、置入、解釋,人需求宗教的面向(基本的需求/意義)在文章中看不見。另外文中建構出和諧社會的樣貌,較看不出邊緣的人在這基督教信仰中扮演的具主體性的角色(除了提到被壓迫?)。筆者在想,是否能說這是透過田野採集經驗、建構事件、達成和諧社會的神話,進而使國家容易操縱這樣的現象、關係?筆者認為本書點出現代性-資本主義-基督宗教的結合,和不同切入解釋宗教、社會變遷的部分,但是除了以老闆基督徒為首的人群外,看不見其他人的需求、社會中的緊繃關係。

    延續上述,筆者欲延伸值得注意的部分是,中國傳統舊有的宗教吸納利用基督教的組織和經典、現代性的元素,進而抵抗各種外力衝擊的情況。也就是傳統宗教、新興宗教與社會、國家間的關係互動的部分。為了深入了解這部分的討論,筆者先以〈宗教作為反抗〉(Religion as resistance)點出改革開放後社會的緊繃狀況及帶來的影響,然後再以法輪功、東方閃電來探討傳統宗教、新興宗教與現代中國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

    在《建設中國耶路撒冷》中,較沒有處理現代性帶來劇變的社會中嚴重衝突的一面。然在王斯福的〈宗教作為反抗〉中可以看到,近幾年經濟發展的快速帶來社會的鬆動改變,造成了人群流動、社會衝突與不安,人們在變動之下尋找新的秩序、價值觀和信仰,又宗教政策的解禁之後新興宗教崛起,人們開始透過宗教等手段(膜拜…)抵抗國家以表達不滿,而國家的回應是嚴加控管地方與分類成具威脅性的「邪教」。王大為的〈法輪功〉是透過法輪功歷史發展和訪問北美的法輪功社員的經驗的田野調查,了解現代中國與宗教的關係。從法輪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原本傳統氣功是受到中共的鼓勵、推動,法輪功便是其中一支,在發展下進而開始有了組織與教義。但國內批判氣功的關係,一九九零年教主李鴻志率教徒進行對中共的抗爭,要求公平待遇,而中共的回應便是加以鎮壓,並在之後把法輪功納為邪教繼續打壓。而法輪功後來的發展則大多數在海外。而為何現代中國政府對法輪功嚴加打壓呢?就「中國反邪教網」的網宣上可看到「防範抵禦邪教 建構和諧社會」,在反邪教網上,有教人區分宗教與邪教的方法,如邪教與社會無法融入、不守秩序,也不為國家祈願;同時邪教是以教主、個人崇拜的方式號昭人群,且邪教是祕密結社、歪理危言聳聽,其中引的例子就是法輪功的《轉法輪》、東方閃電的《東方發出的閃電》。[1]

    從這裡也可以看到,中共官方將這些被歸類為「邪教」的宗教作為社會的亂源(個人:信仰崇拜/群體:社會主義),並打壓宗教背後的人群。透過扶植宗教、打壓邪教,達到控制社會的效果。而看往東方閃電(全能神教)的狀況,該教透過流動的人群、使用基督教福音(平等、愛)與組織傳播宗教,Emily Clare Dunn在〈介紹東方閃電〉(Cult, church, and the CCP: Introducing Eastern Lightening)提到東方閃電是延續著中國祕密會社的脈絡,在教義和組織上挑戰中共及其扶植的教會(三自愛國教會等)。簡而言之,接續討論的三篇文章帶出的是在快速變遷的現代化社會中,宗教、人群與國家的互動,可以看到社會巨大的緊張矛盾帶來衝突,新興宗教因為需求而逐漸活躍起來,而進入現代化的中國在管理龐大人民社會的情況下試圖壓制這些所謂「邪教」。

    但看到這裡,筆者認為,法輪功和東方閃電的文章都著重帶出國家與宗教的對立和反抗,以及產生的社會張力,反而在《建設中國耶路撒冷》可帶出在合作與對立之外,宗教與信徒改變國家政策、社會框架的部分。不過仔細想,宗教在現代化中國的脈絡中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宗教是操作的工具,還是找回的價值觀?接下來的文章則去提到宗教市場、靈力經濟的部份。其實這樣的討論和世俗化有關,現代性一部分帶來的是除魅(科學),也就是在現代性進入後宗教失去了對人群的影響力,有意思的是,「神」、「宗教」在中國並沒有消失,而是轉用了現代性、基督教的元素再度復興起來,但這時候就得問:復興(民間信仰)/新興的宗教內涵究竟是什麼?社會學將宗教視為工具,將靈力視為商品,以解釋為何宗教會在現代化的國家繼續存在。如陳緯華的〈靈力經濟與社會再生產〉提到民間信仰在面對現代性時,沿用過往的邏輯,信仰仍舊為人與神的交換;回應需求,但用商品經濟的概念來解釋之中的靈力部分,形成「靈力經濟」的概念。也就是看到廟轉型成為經營的組織,透過金錢的捐贈與靈驗回饋達到商品交流循環。又,在楊鳳崗的〈市場經濟與宗教復興〉中討論的是宗教的復興與政策、經濟轉型的關係(宗教-經濟),經濟是否促使宗教復興,而宗教復興是否也促進經濟?而這個理論若是和中共的宗教控制、扶植的政策結合起來觀察,會發現宗教考能也是變為工具,被國家操作而促使經濟發展。「人」的主體、能動性、靈性上的需求好像都消失了,或者被替換掉。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討論到現在,可以問的是:現代性是否改變人們尋求、使用、理解宗教的方法?這是社會學切入看宗教時帶來的討論。
    
    我們在文章看到宗教帶來民間地方與國家關係的轉變、宗教的變遷、復興與影響、宗教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關係……而現代性是否取代了宗教的位置?現代性有意思的是帶來解釋、除魅、疏離未開化的崇拜,但同時使人們活在恐懼(孤獨-失去自由)、失去與神靈界溝通交流的媒介和能力,而這對於生死問題、命運有需求的人們該如何承受?對於邊緣、不斷流動的人們該如何有所依靠?筆者認為,宗教不只是有與神靈溝通的部分,也給予終極解答,同時組織使人聚集依賴的團體,讓活在這世界上是有意義的、尊嚴的。在最後討論的文章中,把宗教作為個人與神明之間的某種交易,但那是全部嗎?靈驗,筆者認為這是宗教傳播的手法,而非探討宗教的核心,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人活在世界上如何自處、理解。

三、  結論

  綜論上述,筆者試圖引用多篇文章來檢視現代性衝擊下宗教、人們與國家是如何吸納應付。也看到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切入看現代-宗教-國家的不同問題,最重要的部分,筆者認為是這樣的討論帶出在國家話語下未被仔細檢視、注意到的宗教面向,並且在之中解釋其影響、串聯等。且又透過檢視,也使筆者警覺現代中國對於宗教的掌握利用與打壓。
    筆者認為,本學期最大的收穫就是在學習歷史與歷史書寫的時候,將眼光也看往社會邊緣的人群,並且透過地方、個人日常生活的經驗,仔細做出貼近民間生活模式的歷史,而不讓歷史像是無法捉摸、真正理解、脫離社會經驗的東西。同時,眼光的轉向也讓我看到人群、地方與國家的關係複雜,可能彼此利用、反抗,不能將中國視為一體。另外,國家的話語真的讓筆者開始警惕,並且檢視這之中的關係與目的。尤其是在唸到邪教的部分,在對比一看中國反邪教網,便可發現許多有意思的、平常不會注意的說詞背後的邏輯。簡而言之,在文章的最末想感謝老師,使筆者開始能用較動態、彈性的方式去看中國華南過往幾百年的歷史、事件,並透過文章重新思考那被簡化的中國大歷史架構。但筆者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學習改進,最大的教訓便是提醒自己要將自己的視野放回當時人的理解脈絡之中,就是老師不斷提的要了解民間的邏輯。



[1] 中國反邪教網,http://www.cnfxj.org/,查詢日期:2015年1月10日。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歷史人類學(2)

*請勿引用

三、               文章連結與分析

筆者在這一章將開展與組織文章與文章間的關聯,不只是在同一主題的文章,也會連結到另外幾個大主題,讓之間的邏輯更為連貫。筆者會在段落開始的部分會提出串聯文章間的關鍵概念,並試圖帶出文章與主題間的互動關係。簡單來說,對於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有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觀點──人類學對儀式、組織的看重討論;歷史學對文獻材料放回歷史脈絡討論的重視──也有相結合對話的部分,也就是文獻與地方田野的對話、以及對理論的修正探討。在討論國家與地方互動的關係,可從地方與國家各自對神明/宗教信仰的崇拜與利用看到明顯的交互作用,而其關鍵是要對地方宗教的討論與理解中國複雜的社會歷史變遷與結構。以下將針對各主題、文章間邏輯詳細討論。

人類學對地方宗教的建構與詮釋,主要專注在宗教儀式與人群組織。「人類學對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中選取的文本,均在台灣做田野。武雅士透過在三峽的田野對儀式崇拜的代表意義開展討論,其中神明與官僚科層的對映和國家控制受到涂爾幹和韋伯影響,此理論在後來的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受到挑戰,也就是部分的神明國家難以駕馭,宗教並非是社會結構/階級的反射,而是與社會動態的相互詮釋。另外,武雅士的田野雖討論崇拜祖先與鬼帶出的社群經驗、親屬關係,但並未對神明背後的人群組織加以討論,且透過田野建構理論解釋中國傳統社會的理論似乎將中國的鄉村均質化。

林美容以彰化媽祖的廟宇為核心帶出對岡田謙的祭祀圈理論擴大討論,探討神明背後祭祀圈與信仰圈中不同的人群組織及其原因;黃美英也進行媽祖信仰研究,但與林美容對人群組織的探討不同方向,透過儀式討論廟宇背後的權力組織關係與信仰產生的社會凝聚力,並帶出人/人群在儀式中的角色、特性與意義。

林瑋嬪的文章則處理民間信仰的變遷,更進一步觀察到國家政策與移民操弄廟宇發展形式,重新檢視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王銘銘則勾勒出社會人類學的新方向,透過研究與層層理解中國宗教,可發展新理論來詮釋複雜的中國社會,其更帶出民間宗教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關係。

上述的文本都以「儀式」與「組織」為核心發展出對地方宗教的不同研究,透過田野建構出理論結構解釋觀察到的現象,使地方的現象賦予其中意義,武雅士與林美容的文章極具代表性,這些代表性的早期研究雖突破與解釋有力,但限制對後來對地方民間宗教的研究,因此王銘銘在文章中提出人類學研究幾點要注意與需突破的部分顯得十分重要,包括研究中要避免落入「均質」的套路,將文獻放入脈絡討論,同時注意到歷史變遷對於宗教發展的影響,並將對民間宗教放回現代社會重新檢視,也就是透過宗教與現代化的結合討論看其中的改變和互動。這之中做的比較好的是林瑋嬪的〈台灣廟宇的發展〉,將儀式、人群與權力結構、國家與地方關係、歷史變遷在文章中交代。

歷史學是將地方文獻與歷史變遷放回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透過人類學提供的理論基礎上做對話,進一步討論現象的來源與變化過程,並使人的能動性在這之中凸顯。此主題的文本所涵蓋的時空幅度較廣,從明、清開始檢視地方組織的成因與變遷。鄭振滿的文章試圖擴大祭祀圈理論的範圍,將其概念應用在中國浦組織內涵不只包含宗教,也是地域性組織(社區組織)。

陳春聲的文章則以清初潮汕地區樟林的歌冊為討論主體,以經濟發展、商人勢力、政策方向、地方菁英與國家合作等面向開展歌冊帶出的歷史脈絡,而遊神的路徑反映出各地權力結構與消長。與鄭振滿的研究不同處,陳春聲更強調商人在之中扮演的角色,在之後的幾篇文章,也都有凸顯商人的重要性,包括對地方權力結構的影響,以及作為信仰傳播與操作的主要媒介。

羅士傑在文章中,則從地方政治與宗教檢視晚清的溫州金錢會事件的歷史脈絡,指出金錢會為互助性質的社會組織,因晚清以來地方軍事化的政策而取得政治參與轉成團練組織,壯大其組織勢力。故金錢會事件不應看做會黨在太平天國潮流下的農民起義,而是地方團練在利益上爆發衝突。其研究意義在於將邊緣組織除去官方的標籤,看到實際地方與國家間的消長和互動變遷,還原當時的歷史樣貌。

       在鄭振滿、陳春聲、羅士傑三人的文章中,皆使用與分析大量的民間文獻材料,從時代的變遷中探討事情的成因和歷史過程,且透過對地方的田野與人類學提供的理論架構重新看待民間邏輯。人類學與歷史學是彼此結合、對話與修正,目的是更加細緻理解地方的組織情況與跟國家的互動,人類學透過對地方文獻的放回、歷史變遷的重視看到社會更完整的面貌與異質性,而歷史學則以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為輔助,對地方文獻與歷史過程做更有意義的建構。
       
        承接上面討論的基礎,在難以駕馭的神靈的主題中,以神明為主體,tension(欲望與壓抑展出的張力)為核心討論地方能動性、國家與地方互動和社會歷史變遷,文本的展開也相對複雜。首先在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中檢討武雅士在〈神˙鬼與祖先〉中提出的神明與人間官僚體系的對應與國家控制,釐清探討宗教與國家官僚體系的關係,並帶出神明信仰背後的人群流動與傳播方式。中國的宗教主要分為具組織、制度性的儒、佛、道教,與具瀰漫性、非制度化的民間宗教。在檢視道教的神明科層體系時,會發現許多神明並非都能對應到官僚體系,比如很多神祇的職掌與人間的官僚不一樣,又女性神祇是溢出這框架、控制之外,可知中國宗教並非只是官僚階級的象徵產物,和政府操縱的工具。而非官僚體系的中國神祇與社會上的緊張不安(經濟/家庭壓力)有清楚關聯,反映社會的壓抑與需求,而當國家對地方宗教失去控制時,這些神祇便有機會佔有主導的權力,作為反抗人群的信仰崇拜與歸依。神明信仰背後也有一群人在支持,藉由商人、旅者,甚至官員的流動和民間傳說、戲曲傳播信仰,將信仰從地域的崇拜開展與維持。文章雖處理了人與神的關係、象徵控制的釐清,但未對地方社會人群組織的方式進行討論分析。

萬英章的文章透過筆記小說作為史料,探討五通神歷史變遷中的社會意義代表轉變,其中變遷的關鍵核心是商業與貨幣,也可以看到官方對五通神的收編與五通神的官方/民間分化。宋怡明的文章則以同性戀的社會禁忌,切入討論崇拜同性戀神(福建胡田寶)的民間信仰(淫祠),透過清中葉淫祠的搗毀檢視背後的原因與脈絡,並將文化互動與民間宗教信仰結合討論,也就是去理解神明後面人群的欲望與信仰形成並持續崇拜的原因。而黃萍瑛的文章也處理社會禁忌,透過田野調查、口訪與地方材料探討民間宗教對早夭未婚女性(孤娘)的處理。早夭的未婚女性是對原本社會的威脅,為了安置與補救,民間宗教對於孤女的問題多是以冥婚或立祠處理,透過冥婚對應的婚姻與立祠要求的貞節(使香火延續)重回社會秩序之中,擺脫女鬼的身分。

        這一主題下的文章開展兩個面向,一個是神明的難以駕馭,另一是駕馭難以控制的神,也就是神明的發展與影響是國家難以控制的,但同時國家/地方卻各自也都試圖透過象徵操控、儀式左右宗教,形成地方與國家間的合作與消長。後三篇文章的共同點在於以社會禁忌(錢財崇拜、同性戀崇拜與女神崇拜/冥婚),探討民間宗教、國家與社會禁忌的交互作用。延續,在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觀點上,分析神明崇拜後面背後支持的人群,而可發現其中許多信仰成因、支持與社會緊繃狀態、禁忌有關。

        後兩個主題最核心的關鍵便是「象徵」(symbol)與「象徵化」(symbolize),討論政府對象徵的利用與地方的理解的互動。華琛的文章探討是誰在控制象徵,又如何利用、交互影響,並建立理解標準化理論。華德英透過討論當地居民的理解模型,解釋人們對於象徵體系使用的原因、方法。而杜贊奇則透過對神話的象徵層疊復劃(superscription)的分析,看到國家藉標準化之力,使信仰背後國家價值觀能夠在崇拜的過程中推廣地方。而韓森的文章則從歷史變遷切入(唐-宋),討論轉變對宗教上的影響與傳播,同時也指出政府對神明的控制實際上是官方與地方(菁英)的合作的結果,重新詮釋當時後人們的理解。

詳細來說,華琛以香港新界的天后信仰/中國喪禮儀式做例子,討論政府對神明的標準化,解釋中國何以顯出高度文化整合。國家透過官方認可的形式──封號、祠典──建立與推廣地方信仰的象徵性結構,但在之中容納各種歧異性的信仰內容與詮釋,也就是國家雖難以真正控制神明信仰,卻得以透過信仰象徵體系傳達國家價值觀,達到表面文化的高度整合。華琛將重點放在政府對象徵體系的控制,藉由彈性的架構容納各地信仰的異質性。而華德英在香港新界的田野,則做出當地人(邊緣人)的三種理解模型──目前模型、意識形態模型、局內/局外觀察模型,居民透過具有文人傳統的意識形態模型維持社會/家庭的規範,但對於其中的正統則各自有詮釋。將華琛和華德英的理論放在一起討論,可看到各自對於「中國文化為何(看似)具一統性」有不同解釋,前者的理論重點是認為國家建構體系,讓地方顯現出文化的整合;後者則透過由下而上的觀點去解釋,認為是當地民眾使用文人傳統帶出的意識形態模型,因需求而作為社會秩序維持使用。也就是說,象徵的系統不盡然是國家施以控制的手段,回到地方的脈絡和理解來看,地方對於此也有相當程度的操弄。杜贊奇延續華琛標準化的討論,從關帝信仰中,看到國家透過從宋以來歷史變遷中對神明故事的層累,使用標準化方式與力量更有效推展國家的價值觀(忠、孝),也就是從象徵層疊複劃的歷史變遷看到象徵化的過程。而韓森研究神明興起背後的經濟因素,並且釐清神明信仰背後支持人群與競爭,政府的敕封若放回歷史脈絡中,會發現這是政府和地方菁英/民眾之間的合作。綜合上述所言,在討論政府對地方宗教傳統的政策,可以看到政府建構象徵體系,透過標準化的方式使各地看似文化高度整合,但事實上也須注意地方人民對象徵體系運用的能動性,在建立理論之際,釐清歷史的變化帶來的影響,以及之中的交互作用。

        接續討論上一個主題延續下來的問題,反思政府對地方傳統宗教政策的討論,文章間的核心概念是「什麼是中國」,可以說是要解構中國文化的普遍性的問題,回歸到地方人民生存的狀態。宋怡明的文章中透過對五帝信仰的考察提出「偽標準化」,指出標準化理論缺陷並對理論做歷史解釋,也就是神明背後的人群是因為靈驗而非官方賜封而崇拜,官方的標準化只是一種標籤,更深一層看是地方菁英的說詞競爭的呈現,地方仍在之中有能動性的進行儀式。科大衛、劉志偉的文章修正檢討華琛的標準化理論和宋怡明提出的「偽標準化」,透過研究中國大一統背後形成結構的歷史過程,並使用華德英的理論模型的堆疊產生正統化標籤,去解釋所謂對正統的掌握並非只來自官方,更多來自地方的利用。高萬桑的文章討論近代中國政府管理宗教政策。而蕭公權則透過文章解釋帝國如何控制地方(政府以祭祀管理地方,如建制度、建廟、舉辦儀式、打擊淫祠等),以及帝國為何失敗的原因。

        也就是最後一個主題下的文章,在試圖檢視政府與地方(菁英、基層)間的交互影響,包含政府對於地方施與的控制,以及地方的回應與利用。而串聯一路下來文章間出來的邏輯,用一句話提起,就是:「了解什麼是神明/中國背後的人群」,筆者的意思是認為研究中國社會史,不能只提出理論詮釋「何為中國」,更應該要重視在探討過程中不斷出現的人群/組織與帶來的消長,因為這將人們在不同時後的不同理解納進考量,更還原當時人們使用/崇拜信仰的狀況。

四、               結語

本文企圖透過五周文本的整理與分析,找出主題與文章/文章與文章間的邏輯,並在這樣的基礎上了解研究的方法與先前研究著手的切入點。不足的部分,本文未詳細處理到歷史變遷的部分,也未提及文本出現的時代脈絡,僅就大的概念去抓方向,因此整個論述看起來架構較為鬆散。

歷史人類學(1)

*請勿引用

歷史人類學報告
Ch.7-Ch.11

一、               前言

這次的報告處理第七周到第十一周的文本,除闡述筆者對文本的理解,也試圖將文本間的內在邏輯串聯起來。扼要來說,各周主題間的邏輯是以地方宗教作為討論的核心,透過人類學與歷史學之間的相互對話、修正與組織,進一步探討地方民眾、政府與神明三者的互動關係。以深入地方的田野與文獻材料,和地方宗教傳統帶出來與反映的複雜網絡、歷史變遷與意義,將地方組織、人群與民間邏輯(生活態度、行為模式、地方權力結構運作)重新納進研究主體,由下而上理解與建構地方民眾的行為模式,反思與回應當代在中國研究所關注「什麼是中國」帶出對中國複雜社會討論的命題。第二節列出每周文本並對主題做簡介,第三節連結與分析的部分會詳述文章之間的邏輯與關係,最後一節的結語則綜合前述所言,並提出疑問。

二、簡介

各周的主題/文本以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地方宗教傳統,首先以人類學與歷史學檢視地方宗教傳統,共同關心地方社會的組織方式,透過田野與地方文獻實際觀察、研究地方的人群網絡的關係。再來以神明為主體切入看地方和政府的互動,在這之中看到地方社會人們的需求、國家與地方的緊繃關係,以及地方人群的能動性。而最後則辯證政府對地方/宗教控制與妥協。

第七周「人類學對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透過田野調查,從人群組織方式、儀式、人與神的關係探討地方宗教,文章包含武雅士〈神˙鬼和祖先〉(1978,1997中譯)、林美容的〈彰化媽祖的信仰圈〉(1989)、黃美英〈台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1994)與林瑋嬪〈台灣廟宇的發展:從一個地方庄廟的神明信仰、企業化經營及國家文化政策的影響談起〉(2004)、王銘銘〈象徵與儀式的文化理解〉(2005);第八周為「歷史學對地方宗教傳統的討論」,使用文獻材料,將歷史脈絡放回地方,並與人類學理論對話,文章有鄭振滿的〈神廟儀式與社區發展模式〉(1995)、陳春聲〈從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會──潮州歌冊的社會史資料價值〉(1993)、羅士傑〈地方宗教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2012);第九周為「難以駕馭的神靈」,以神明為討論核心釐清宗教與社會秩序、國家官僚體系的關係,同時也描述與解釋神祉信仰在社會的傳播。其中文章有Meir Shahar和Robert P. Weller合寫的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1996)、萬志英〈財富的法術〉(2006)、宋怡明〈胡田寶與清中葉同性戀話語〉(2003)、黃萍瑛〈台灣民間信仰「孤娘」的奉祀──一個臺灣社會史的考察〉(2008)。

第十周和第十一周有密切關聯,第十周討論政府對神明的賜封、與地方菁英的結合和政府如何使用「象徵」嘗試控制地方的討論(政策),也討論神明興起、信仰流傳過程背後的歷史因素與方法,包括商業、經濟等。文章包括華德英的〈意識形態模型:兼論華南漁民〉(1965)、華琛的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a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1985)、杜贊奇的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1988)、韓森的〈變遷之神〉緒論、第三與第四章(1999);第十一周對第十周的文本進行反思和對話,主要包括華琛專號上科大衛和劉志偉的宋怡明的〈帝制中國晚期的標準化行欉的正確之說辭:從華琛理論看浮洲地區的儀式與崇拜 〉(1997)和〈「標準化」還是「正統化」?──從民間信仰與禮儀看中國文化的大一統〉(2008)討論Watson神明標準化的問題,另外有蕭公權的〈鄉村中國:論十九世紀的帝國控制〉第六、七章(1960)和高萬桑〈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2006)分別討論十九和二十世紀國家和地方/宗教的策略和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