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4.17閻鴻中
《國史大綱》：歐陽修對於宋代學術的影響，「不憑傳注以修經」。相信直接可以從本文，利用自己的智慧，得到深刻的認識。歐陽修的興趣討論易經，但他討論易經的方式，是整個用歷史化的方式去分析。歐陽修主張（其實朱子也是）易經不是一套系統。文本本身能提供什麼東西？春秋也好、易經也好、詩經也好，都要回到文本重新檢視。
所以歐陽修的反對傳注，就是反對傳統的作法，那以下的學者，必須發明新的傳注方法（體裁、名稱），有限度的詮釋。王安石在講周易，提到必須放在古代的背景裡了解那些政治思想，也就是說，「思想是有背景的」。
「善閱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問問題要先問可能解決的問題，解決完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會迎刃而解。最好的問題，就是能夠解決的問題，這點很重要。但這是講一般的問題，請教的問題，對你立即有幫助的問題。但是學術上的問題是要能解決的問題，但是別人不一定能解決的了。
學術上問出一個好問題，比得到一個好答案還難、還有趣。其次是找到好的觀點、方法去詮釋。再次是有新材料、發現材料，但這大概誰都會有新的答案。宋代的學術是先承認有些東西無法詮釋，而拿掉這些東西後，發現發掘的空間還大的很。
「模糊的地帶一向很重要，有發掘，或者重新詮釋的空間」我們承認自己有限度，但偉大的突破的立足點，往往也在這裡。「越平常的東西越難研究」要了解人物，必須去了解人物的背景和時代，然而背景是無窮盡的。
《資治通鑑》這部書的特點在哪裡？幾乎沒有改寫，幾乎沒有重新敘事。但從史料學的角度來講，通鑑不能當作原始材料，因為濃縮之後，事件的關係就改變了。又《通鑑》是一部精緻的史書，在敘事之中有自己的觀點，不論是思考、分析論證也好，其觀點一一在歷史中被證明（即使不講結論，讀者也可以知道）。且《通鑑》也開啟了學術集體合作的典範，下面的長編體就從這裡開始。
長編不只是材料，還把歷史學家要做的事情都做了，長編是保存原始材料，考證、評論，但不改寫。 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這樣長編的基礎工作的延伸，對於原始材料的辯證有更高的要求，比較像是對於歷史事務具體的解釋（考義）。清代的考證是史學的分支，原本是為思想而服務，而清代不敢做思想詮釋，因此發展出自己的風格，但是這個支派的局限非常困難。要跨越清代的侷限，必須靠宋代的東西去跨越。宋代的學術回到歷史本身的陳述，讓讀者去觀看、在紮實的觀看去做分析，這個部分宋代的學術更自由。近代的詮釋是專家的詮釋，但是宋代的詮釋是讀書人的詮釋。現在的學術並未勝過古代，古代的很多優點今天做不到。
《通鑑》還有一個特色，這部通史是一個個事件連結起來，與現今意義下的通史很不一樣。現今的通史可能有個主題，但是通鑑，雖然叫資治通鑑，但不只包含政治的東西，更包含社會的東西，且資治通鑑的時間很不明顯，涵蓋到不同時間、空間的歷史。現在的通史有明顯的地域區分、國家區分，但是通鑑並沒有這樣的國族色彩。會這樣做的通史，前面是司馬遷的《史記》，而後面就是《通鑑》，這兩部難以複製，他們沒有特定的人物、地域，而是有一種空間的開放性。
尤其是宋代，因為政治關係，族群的關係特別敏感，比如說在歐陽修的書裡可以特別看到這點，但是《通鑑》並沒有採取這樣的立場，是展現一種傑出的修養。這是一部何等豐富、深厚的政治史。《通鑑》可以說是《史記》之後最傑出的通史（講人事的通史），而在這之後，便認為歷史該這樣，歷史該超越時代。到歐陽修，仍不覺得需要講古到今的歷史，只需要專精與關注一個時代，但在這之後，你會說你專精一個時代，但你不會說你關心一個時代，因為那很奇怪。
《通典》有一項不足之處，杜佑並非歷史學家，也不是要編一部歷史書，而是要做一部政治書。杜佑對知人論事不關心，而是為何一個制度長這個樣子、我們能看到什麼？他的興趣就是制度本身，制度本身有非常豐富的關聯性，不能單獨出來看，但那是制度之間的關聯性，也是政治微妙的地方。《通鑑》因為有《通典》所以不多談制度，但是各種政治制度的背景是重點，比如說陳寅恪在講制度會用通典，但是講背景是通鑑。司馬光對於制度是關注的，雖然很多歷史家很多覺得司馬光不關注，司馬光認為制度和人事有關，不能脫離出來看。但杜佑也好，王安石也好，都認為制度有一套道理，對於制度有所分析，就能創造完善的體系解決現實問題。但不會去想說現實怎麼去制約制度。司馬光某種程度上與王安石、杜佑有所互補。
制度本身也有背後的限制，存在的環境不一樣，功能不一樣。討論制度的人有所考量，但他們是怎麼考量的？但確實通鑑講制度比較簡略，但胡三省的註解把這個注的明明白白，目的在理解通鑑。他註解的這些東西就是本來蘊含的、本來該寫出來的。把註解加進來看，就能看得出司馬光較完整對於制度的看法。
對於歷史背景的重視，在通鑑以後，都有這個觀念。下面會提到元代跟文獻通考同一個時期的小書，叫做《漢唐事箋》，作者是朱禮。將每個時代制度的重要項目列舉，每個課題寫一篇短文，先講基本概況，在講這個時代的制度的特質，和時代特殊的處境有關，這些討論不完全以通典為基礎，而是依據通鑑裡講的時代背景為基礎。而從此，制度之學的理念便是把制度與人事層面結合起來講。
通鑑以後，整個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對制度有很多的興趣、研究，但其來源是通鑑，而比較不是通典。通鑑是讀歷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參考書，北宋晚期通鑑這本書確實大為流行。在宋代通史的興起、觀念的興起（討論歷史應該跨越時代）都是受通鑑影響。
宋代的學術有個特色，就是留給讀者判斷的空間。而陳寅恪先生非常佩服宋代這一點，稱之為「喜聚異同」。宋代官方史書很快就公布、大眾可以取用，材料是公開的，而明代的東西不會公開，認為編成國史才能公開（但一直沒公開）。而清代的學者在做明代史的時候，先從長編下手。
以長編體來講，直到明代為止，編寫的最好的就是南宋時期的這幾本書（三本），這些長編體裡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材料。為何明代編得不好呢？除了缺乏官方資料之外，也缺少解釋性。宋代的史家同時也是很好的思想家。從宋代通鑑以來，做長編的人不只是在蒐集資料，同時也有再加以解釋。
《通鑑紀事本末》也是新的體材，是以若干事件串起歷史。西方的紀事往往是孤立的紀事，以其作為主體去書寫。《紀事本末》完全是用通鑑的本文，挑出幾件重要的事件予以保留、刪減。從這裡可以看，通鑑的內容何等的多，可以被刪掉那麼多東西，而《紀事本末》呈現出明顯的歷史動向改變，有了主軸，這就變得非常有趣。
《紀事本末》的標體是狹義的事件，但是讀進去，作者並未忽略配角。如果它沒有這樣的吸引力、解釋上的力量，根本就不會有讀者。但以一個更高的標準來看，這是帶有主觀的作品，作者自己認定一個時代重要的事情，一旦認定，就把歷史的是角給限定了。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紀事本末》和《資治通鑑》比較，就可以看到那些東西被刪掉，而通鑑的東西多麼豐富。
目的論在中國的流行大致是晚清，而代表是梁啟超所寫的歷史，雖然栩栩如生（前因後果交代清楚），但是缺少複雜性。中國的史學看人看事，力求平心靜氣地看，以個人為主去看到最大的可能性。紀傳體呈現這一點。但這也讓讀的人很費力，需要讀者掌握方向，但這非常複雜，而通鑑是給聖人君子（較高層次）。《通鑑紀事本末》雖比較好看，但是啟發性較少。紀事本末體非常流行，裡面有人物、各種文類、史料濃縮、附上材料，紀事本末體的彈性非常大，用目的論的觀點駕馭各種材料。
（用編年體編歷史大多是政治史。）
朱子評論通鑑篇幅浩大、缺少重點，其實司馬光也知道這一點，司馬光就去寫了通鑑的目錄，上面寫著各年的大事紀。朱子編成《通鑑綱目》，又評論司馬光並未提到歷史上的正統性，因此把正統論加進書裡面，南宋的正統論意識。正統並非高興要談，而是非談不可，投射在歷史上（南宋學者的影響）。正統性的關鍵在於，對於政策的評價改變。朱子為何要重寫，不能夠用通鑑的本文，是因為視角改變、評價改變，也是朱子的學術要求（徹頭徹尾地寫）。
但做史學不能夠這麼做，因為那需要多少的人力幫忙，而朱子興趣廣泛，因此《通鑑綱目》虎頭蛇尾，但仍是一部很好的書，對於每件事情有清楚的要領、具有可讀性、且得到的印象比通鑑多的多。思想和通鑑確實不太相同，但不見得通鑑對，綱目就錯。綱目對讀者來說是一部好書，且建立了綱目體，通鑑的綱目就是標題內容，彼此密切扣合，使讀者容易掌握歷史。
這本書也講了很多價值批判、引述他們所謂具有價值的見解，裡面有值得參考的歷史評論。通鑑綱目的後續發展，到了清代就有了《歷代通鑑籍覽》，從上古到明代，但內容比通鑑綱目更減少，加上皇帝的評論充分呈現帝王學（清代尤其發達）的觀點（和一般讀書人的觀念不同）。
對抗目的論是學歷史很重要的能力，而不只是質疑，要去擺脫束縛非常不容易。在學校的知識教育裡，所有東西都是目的論，讓人快速掌握一門知識，有時候是為了意識形態，但通常是為了快速。真正的趣味並非了解文章在講什麼，而是去感受裡面的東西，去連結各種東西。讀一首詩沒有詩的感覺，讀一篇文章不知其吸引力所在，那不算讀懂。讀什麼作品會不忍釋手？有誰會讀參考書到不忍釋手？裡面並沒有豐富的內涵讓你如此。
《紀事本末》和參考書不同，還有讀的價值，雖然沒有好的註解，但仍有收穫，比柏楊的通鑑還要好得太多。還保有傳統史學裡希望呈現的部分。所以在人文的知識裡面，很難講什麼是進步，很多東西是轉換，很多轉換並非進步。對一個自己所處的時代，對於經驗必須有自己的品味、判准，而品味是從讀經典而來，就不會對現在如此佩服。禁得起各個時代的考驗的作品，確實可以被稱為經典之作。有了這個能力，才能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內省的能力。
李燾〈進通鑑長編奏狀〉：「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於一。」把各種當事人的觀點融入，這是一個很好的做法。我們近代的人，在普及性的歷史知識裡並沒有這樣的作法，我們沒有想到把不同意見融為教材本身。究竟該採取誰的觀點都會是個問題，為何不用多種觀點呢？把考慮多種觀點成為培養歷史知識的基礎。
（陳寅恪）宋代史學優點：對於歷史豐富的見解、使用資料並非是以誰對誰錯（而是怎麼去用），是體裁、學術、思想的多樣性，是學術思想的高峰，如今的學術遠遠達不到宋代。
《通志》總序，正常的通志是紀傳體。從宋代流行通史，最特殊的是通志，是紀傳體。他是正史的體裁，是各個史書的綜合，也是表的綜合，甚至還補充做了一些表，高度評價這種體裁。史記是紀傳體的通史，通志是第二部紀傳體的通史，但現在討論這本書，並不多提紀傳體的這個部分。劉知幾真正值得學習的是編年（春秋、左傳）體、斷代的紀傳（史記漢書）體，史記的缺點很明顯不同時代的人物混在一起，比如說刺客列傳，這歷史要怎麼讀？要怎麼完整去寫一個時代呢？好像呈現不出來。
只有漢書的體裁能夠補足這個缺點，這就是為何後來的人都採取漢書的作法。大部分學者相信劉知幾的說法，但是鄭橋並不相信，「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創作之規模（體裁、格局），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重要的觀念，也是通志這本書要做的事情）之旨。」「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冠冕，木水之友本原」（鄭橋是少數的人這麼評論，功，可以解釋為作用、功能，不一定是功勞。）通常我們認為本記最重要，本紀做為政治事務的綱領，但史記的本紀並沒有做重要事務的提醒，但這個功能在本紀很弱，但表裡面很強。「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好慘，班固根本不懂這個，還把歷史人物分等，但表怎麼會是這個功能？）
「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程間隔。」「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如劉知幾之徒（不認同劉知幾的說法）。「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蕪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哉！......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孔子把這串連起來，成為同一套體系，才能把各個時代的變遷貫通）。」孔子對於整體文明歷史的貫通理解、講出意義、成為體系，是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趕上的。在某種程度上，通志是這個意義上的經學，是這個對於整體文明的理解，成為一套的東西。「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而非六經），以空言著書...」（這個時代種輕視歷史）
孔子雖然整理那麼多經典，但是通史之學，而司馬遷把這東西更大的、合成一部書，是真正五經之學的繼承者。「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唯有此做。」但司馬遷也有缺點，評論其材料不足、知識的廣度還不夠，若真是大著作，從頭到尾應該是一家言，但司馬遷多是抄寫別的材料，也就是「雅不足也...」。這個通志是要繼承史記，而班固那些人就算了吧......鄭橋的講法根本就是「六經皆史」，而司馬遷要怎麼比？企圖心不比通志（要有各種知識、並且貫通各種體系，合成一部著作），這個野心太驚人了，最後證明鄭橋失敗了。真正留下來的是卷二十略的部分，打開的是觀念－－所有知識的匯聚。這是通志的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