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日 星期四

從《野草》看魯迅在二零年代的景況與心境(三)

夢境與現實的對抗

        以《野草》的篇章來對照這一九二零年代接踵而來的不幸,特別以「我夢見」為開頭、關於夢境的篇章來做更進一層的分析。魯迅對於死、暴力、苦難有著一種難言的著魔,但在我們看來,魯迅這樣書寫「夢魘」的手法,其實為的是表現內在的恐怖與緊張間的拉扯。所謂哲學,對於魯迅而言是解藥,但同時也是寫作者必須付出代價的毒藥(處在永劫回歸的狀態之中)。在《野草》裡,我們可以看到魯迅的書寫看起來是那樣的真實(且令人讀起來不安與不快)、袒露出自我,但那也是一種單純而恐怖的自毀。[1]在絕望之中對絕望作出反抗,企圖回歸到自我、在黑暗中走出一條路,那顯露出的得救希望是魯迅追求的亮光,然而那似乎只是一種僵死的樂觀,最後希望仍會被陰鬱給抵消,繼續被拉入黑暗之中。

我們以為,透過解讀魯迅關於夢(夢魘)的篇章,是另一種直抵魯迅內心的方式,同時,這樣夢的書寫也是對現實的反應,而魯迅是如何在夢裡作出與現實的對抗,他又如何面對這樣心與物的分裂?他「自剖剖人」的手法,又從夢裡切進了現實的什麼面向?這些都是我們想探討的部分。以下我們會引用《野草》的〈墓碣文〉、〈死火〉、〈狗的駁詰〉、〈立論〉、〈死後〉、〈失掉的好地獄〉、〈頹敗線的顫動〉、〈影的告別〉諸篇來作討論。

墓碣文
在魯迅的散文詩〈墓碣文〉中,他用「我夢見」做為開頭,開場用墓碣的意象製造一種陰沉的氛圍,卻沒有跟讀者說明是誰的墓碣、以及為何是墓碣。這幕碣應是魯迅用來外顯並形象化他的「鬼氣」與「毒氣」。鬼氣是魯迅對舊時代的眷戀,而毒氣則是他性格中的攻擊性。這篇〈墓碣文〉即是魯迅試著處理並對抗心中舊中國的自我的散文詩。

墓碣上的文字寫著「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魯迅用了數個相反的對比來顯出他心中的矛盾。從五四之后的高昂「吶喊」,到他仍然發現他心中的那個「舊中國」的深刻矛盾與心境轉換。

下文去現「有一遊魂,化為長蛇……」描寫一條長蛇「自齧其身」,接著登場的是墓中的死屍,「抉心自食」兩者互相對應。遊魂顯然是象徵墓中的死屍,這句抉心自食既可以是長蛇所述,也是死屍之言。這樣的自食意象其實是魯迅的一種自剖,拷問自己靈魂的黑暗面。也是整篇文關鍵的一個意象。

詩末魯迅文中的「我」只能「疾走,不敢反顧……」代表了魯迅內心那個膽小的自我,不敢反顧他靈魂中的另一個自己,也就是黑暗的自食者,墓中的死屍。這首散文詩象徵了魯迅試著在深夜獨處時拷問自己的靈魂,試著「知其本味」,把心中的懷疑、恐懼與黑暗揭露出來,不僅自剖,也讓讀者來檢視。這樣的自我揭露,並且透過墓碣來將自己埋葬,委實需要很大的勇氣。魯迅用這樣的勇氣來宣告埋葬自己的舊思想,也反抗心中悲觀、絕望的那一部份。

死火
在〈死火〉中,魯迅使用了一個自創的意象:死火。他寫道:「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糾結如珊瑚網。我俯看腳下,有火燄在。」火是熱的,冰是冷的,魯迅卻把這兩者兩極化的東西整理成一個單一意象,將其二重性合而為一。[2]然而魯迅又為何要自創一個獨特的意象呢?在這篇短文中,敘述者「我」墜入冰谷,遇見了死火。冰谷或可視為一種舊社會的象徵,會使人「凍滅」。而「我」則跟死火對話後決定一同走出冰谷,選擇「燒完」的命運。

其實對照魯迅其他的作品,也可以發現〈死火〉也是一次魯迅與自我的對話。死火代表著他的心,在冰谷中只能選擇凍滅,或者是對抗這冰谷(走出去)而燒完。這樣的隱喻象徵著魯迅所面對的選擇,對抗或不對抗舊社會的壓迫,雖然最後的結果都是「滅」,但魯迅選擇去掙脫、走出冰谷。
末了有「大石車」駛來,把「我」給碾斃。同樣是象徵巨大的舊社會,[3]看似勝利了,卻即將墜入冰谷,一同滅亡。魯迅文中的「我」雖然死了,但卻因為大石車的消滅而感到開心。魯迅在〈死火〉中表達出了寧可衝撞這個社會也不願坐以待斃的信念。

狗的駁詰
而另一篇以「我夢見」起頭的文中,魯迅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並突然開始跟一條狗講話。這樣荒誕的夢,卻傳達了一種嚴肅的批判性哲學性思考。[4]若把狗的意象放到魯迅的社會背景中,則他可能是在指涉當時社會上「帝國主義的走狗」。透過狗表達牠不知道如何分別銅和銀、布和綢或官和民,來諷刺社會上勢利的軍閥、政客和仕紳。魯迅用這樣的對話,來暗指人若是一味勢利,就算披著君子、書生的外皮,或許連狗也不如。

〈狗的駁詰〉終於魯迅「逃出夢境,躺在自己的床上」,留給讀者意味深長的想像空間。一般文章都是人斥責狗,或斥責他人如同一條「勢利的狗」,但在本文中,反倒是輪到狗來消遣人、反諷人。民國以後,軍閥和依附他們的「文人君子」儼然成為吃人禮教的幫兇,而夢中的魯迅被點醒這樣殘酷的現實,也難怪要逃出夢境了。

立論
在短文〈立論〉中,魯迅夢見他在課堂上要寫作文,詢問老師該如何立論。老師講了一個故事,說明說真話可能遭到毒打攻擊,但說謊話卻可能被恭維與感謝。於是當魯迅問他該如何不說謊又不會被毒打時,老師便教他用打哈哈的形式呼攏過去,便能兩面兼顧了。魯迅之所以用此誇張而有些不切實際(誰會真的在滿月酒席上說這樣的話呢)的寓言式描寫,主要是在抨擊舊中國社會中的兩種人:其一為虛情假意、好聽假話的人,如同故事中的主人;而其二則是好打哈哈、說話混水摸魚的人,如老師所教魯迅的立論方法。

魯迅在另篇文章〈我來說「持中」的真相〉中,也批判了這樣的現象:「凡對於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魯迅長期觀察著中國社會中這樣的現象,但因著一次在社交場合中見識這樣的人,激起了他寫〈立論〉[5]。老師從「立論甚難」,到教魯迅打哈哈的過程,鮮明的形象與諷刺,恰恰反映了魯迅的年代中,中國人虛偽個性、「哈哈派」當道的亂象。

死後
另一篇魯迅以「我夢見……」為開頭的文章〈死後〉中,魯迅假想自己死後的感覺。他設想死後只是「運動神經的廢滅,而知覺還在」,而用死者的角度來側寫一些旁人的反應與死者的感覺。被裝進了棺材,「六面碰壁,外加釘子」,這樣一個密室的概念是死亡的終極表現。[6]魯迅深入描述在他身上亂爬的蒼蠅,其實是在諷刺某些文人無事愛找題材,而這個蒼蠅的意象將魯迅厭惡的這些無事之徒矮化成了非人性的動物,用此來責備這種人缺少人性。另外,魯迅也用嘲諷的筆法描述他的死「如影一般」並且不會贈與他的仇敵「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藉此嘲弄那些敵視他的人。

〈死後〉一文奇異難懂,或多或少反映了魯迅在《野草》時期對於生與死的探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觀:魯迅一直生活在「向死存有」的意識觀中[7]。《野草》許多篇幅,包含〈死後〉,都在「直視死亡」、將死亡的自覺付諸文字,克服自己對死後之事的恐懼[8]。

失掉的好地獄
在〈失掉的好地獄〉中,魯迅用荒野寒外的地獄來象徵外在的環境──一個頹敗的世界,正如同在〈死火〉中的冰谷。然而這地獄並非但丁《神曲》中分了層次的地獄,而是人、魔與神共同身處、撕殺的混沌場域。

魯迅又用人打敗魔鬼,「地獄門上也豎了人類的旌旗」的寓言故事來暗諷人比魔鬼還壞的可能性。而不管是魔鬼眼中「比較好的地獄」還是人所整頓的地獄,再怎麼好都還是地獄。魯迅所在的時代就好像文中的地獄:專政的封建體制被推翻,但迎來的是更慘烈的軍閥割據。不管當政的是誰,人民總是苦不堪言,唯有「好地獄」或「整頓過後」的地獄可以選擇。魯迅用這樣的比喻來諷刺他所處的社會,並且用生長在地獄邊緣的「慘白細小的曼陀羅花」,來探討人的生命在社會中的處境,以及民族文化、生命力的象徵。[9]

魯迅將自己放在他所描繪的地獄中,卻又透過他的文字「審判」這樣的地獄,繼續對「地獄」不停的抗爭。透過這篇寓言性強的文章,讀者仍然能一窺魯迅在《野草集》中的世界觀與人生觀。

頹敗線的顫動
在〈頹敗線的顫動〉中,魯迅用了「我夢見自己在做夢」來描述一個故事:一名年輕媽媽在少時用出賣肉體換取女兒的溫飽,卻在晚年時被所愛的人指責與攻擊、羞辱。

殘夢中垂老的女人的意象,不僅是對女性的同情,也是魯迅自己被社會拒絕、也拒絕了社會之後的痛苦與憤怒。在她家人的指責中,由她的女婿起頭,一層又一層的攻擊,最後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喊了一聲:「殺!」使女人年輕時於身體、年老時於靈魂都受到了羞辱與傷害。最後女人走到荒野時,赤身露體象徵著與文明隔絕。「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女人的「顫動」象徵了對禮教、道德與男性霸權的顛覆(成為妓女、離開小屋),最後也打破了人類文明與原始衝動(性愛的歡愉、求溫飽)的分野,所以女人才說出了「無詞的言語」。

魯迅本首散文詩中,用抽象的藝術描寫刻劃了老婦人與子女的衝突,暗示著自己與當時青年的矛盾。魯迅原以為青年人是有希望的,光明的,所以他教育、提攜了許多。然而他卻遇到一些利用他,並在達到目的後棄他如敝屣的青年人。本篇〈頹敗線的顫動〉,除了明罵封建社會的偽善,也暗諷他自己身邊的小人,並揭露即使是青年一代也不全是先進的,反而有著「國民性的墮落」。[10]

最後魯迅在夢中知道自己夢魘了,他企圖「移開」他胸脯上「沉重的手」,也透過這個垂老的女人的吶喊,企圖反抗社會上那些背叛他、攻擊他的青年人。

影的告別
〈影的告別〉是魯迅最晦澀難懂的散文詩之一,雖然不是用「我夢見」當做開頭,卻也是如夢中一樣的情境,而開頭「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也無非是另一種「夢見」。

影子在文中象徵著魯迅本人,尤其是他內心的矛盾與陰暗。不管是天堂、地獄還是將來的黃金世代,有「我所不樂意的」,影子就不願意去。這反映了魯迅在社會中找不到立足角落的徬徨與不安。也反映當時他心中的黑暗。文中影子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這代表著魯迅對當時對「未來」的空想的批判,也暗示魯迅對未來的「黃金世界」並不抱持著那麼大的希望[11]。

然而,魯迅在坦露出他認為「黑暗與虛無才是實有」的一面時,也與這樣的黑暗面爭鬥,試圖對抗自己心中的陰影。〈影的告別〉所描寫的雖然是影對人的告別,其實更是魯迅與自己陰暗面的決裂[12]。

魯迅用如此令人費解的筆法、意象和描寫來自剖與坦誠,無非是他用盡了力氣要對抗自己處於變動社會中,心中的悲觀與黑暗。

小結
在以上幾篇由夢境構成主體的文章,讀者可以看到魯迅許多內心的告白,以及和自己的對話。每一篇散文詩皆短小精煉,卻又蘊涵著深度且多層次的諷刺與諷刺對象。上至封建社會留下來的箝制與壓制力量(〈死火〉中的大石車),下至利用魯迅而最後背棄他的新世代年輕人(〈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兒女)都是他批判的對象。透過這些散文詩,魯迅也面對並挑戰自己心中的「鬼氣」和「毒氣」。許多的意象自我指涉,也自我剖析,將魯迅心中的矛盾顯現出來。詩人的吶喊似乎在期待能找到解答,無論是自我的或社會的。

然而,這些散文詩雖將魯迅心中的衝突赤裸裸地推上檯面,卻沒有辦法給魯迅自己一個解答。他既不想到「將來的黃金世界裡」去,也不喜歡過往那個「失掉的好地獄」,但又對現在這個社會感到不滿。即使是挑明了這樣的矛盾,又表達出他欲與黑暗面爭鬥的精神,也僅止於表達。讀者無法知道最終魯迅的爭鬥是否成功,是否讓他自己心安理得,亦或更加疲倦而頹喪。

不管如何,從這些散文詩中,讀者可以看到魯迅如何面對並處理自己心中的黑暗;如何用夢境來對抗現實;如何運用多變的隱晦意象進行書寫與批判。在中國大陸的文壇中,對魯迅的評價往往帶有政治性,並把他神格成一個左派的理想形象。但在這幾篇《野草》的節選中,魯迅有血有肉、有笑有淚地出現在讀者面前,讓我們看見這樣的文人與思想家也有自己的陰暗,也正在尋找著一條能拯救自我脫離黑暗的救贖道路。

結語
        我們從兩個部份去討論了魯迅,從他在一九二零年代所遇上的困境,一直延續到《野草》諸篇的寫作風格、手法和隱喻。我們試圖從這篇理清魯迅在一九二零年代的脈絡,深入他的文章中挖掘他想吶喊出來的聲音,但我們也知道這極其不易。面對一位將近百年前的文人,我們該如何踏進他的世界?我們該如何詮釋他的苦痛,抑或是理解?我們想,就如前言所說,「在閱讀魯迅的《野草》的同時,也開始慢慢踏入你的內心」,看魯迅是怎麼激起你的漣漪,而你又如何感受,再透過你所捕捉來的震動,回來看魯迅。

在當下你會發現魯迅就如同所有人類一樣,有他的煩惱、愛戀、傷痛、喊叫不出的聲音,他與你是那樣的貼近、類似。用「人」的觀點切入看魯迅吧,別把他當作家、當神,他是人,一個曾經肉心跳著的活生生的人,你同他一起感受這個世界,如朋友一般。

我們感謝魯迅。




[1]楊澤編,〈恨世者魯迅〉,《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民84),頁1-30。
[2] 高玉,《中國現當代文學文本細讀與作家批評論集》(台北:秀威資訊,2010),頁24-25。
[3] 陳麗民,〈論死火的象徵意義〉,《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1年第二期(2001,江蘇)。
[4] 王振順,〈〈狗的駁詰〉研究綜述〉《西江月》2012年第4期(2012,廣西)。
[5]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93-94。
[6] 張閎,《黑暗中的聲音》(上海:上海文藝,2007),頁141。
[7] 皇甫積慶,〈「死」之解讀〉,《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2期(2000,北京),頁23。
[8] 「克服死亡的恐懼在《野草》篇章中得到充分發揮:死亡在這裡被魯迅形象化、常態化,原來做為人的生命、存有之終結、大限的死亡,在這死亡書寫中成為『產生意義』的工具。」劉祖光,〈魯迅肉體生命意識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5,台北),頁83。
[9] 張閎,《黑暗中的聲音》(上海:上海文藝,2007),頁148。
[10]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112。
[11] 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44。
[12] 「因此,魯迅所精心創造的這種影子向人告別的藝術構想本身,應該說就是以剖白的形式對思想中矛盾所進行的鬥爭。」孫玉石,《野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49。

從《野草》看魯迅在二零年代的景況與心境(二)

失格之人魯迅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1]

此時,置身於一個充滿啟蒙、鼓舞、振奮及張揚個性的五四時代下,魯迅對於自己作品的總評,由上述至少可見兩方面的提示:一是過於黑暗的絕望感,二是為了對抗這些挑戰而發出的偏激的聲音。這些雜感的文字被後來的人視為魯迅對現實進行的一場抗爭。[2]

然而這樣的抗爭,無可避免使得魯迅的生命不斷地自我衝突、矛盾,但同時又進行統整和協調。我們於是認為透過魯迅的自評、間以後人的論述,或許可以窺見其徬徨掙扎的痕跡,與魯迅在大時代中「失格」的緣由,進而發現潛藏在他文章底部的思緒;於是分別就「吶喊」前後二期而論:

1.  吶喊前──黑暗與虛無的根源

面對著一連串文化與思想上的革新與衝擊,在吶喊前的魯迅相對隱沒於自己的小世界中[3]:「他與時序脫節,每天在琉璃廠、震古齋出沒,蒐集各式的古書版本、碑銘、石刻拓本等等,尤其是墓志一類,魯迅更流露出特別的興趣。」[4]他對迎向新時代文學風氣的反應,已經慢於許多同期的文人。[5]這個時期,魯迅接連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故事新編》、稽康研究等;其中最令人感到值得玩味的,則是他舊體詩的寫作[6]──在這個中國文學向世界接軌、國民主體性掙脫傳統束縛,使人本思想蔚為大觀的當下[7],魯迅看似選擇走了回頭路:「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8]

雖然如此,在許多後人的研究卻發現:「(該段時期的著作)都呈現了魯迅具有的現代性精神,表現在他的創作上,即是想用一種新的、獨創的方式來重述古代傳統。」[9]我們似乎看見了一位「一個本應該屬於晚清的世紀末,但卻在無意中開創了新紀元的民國之人」[10]這樣被錯置時代的「失格者」,在一個「因為對於親人和故鄉的眷戀,而深為回憶所苦」[11]的情況下,試圖為自己矛盾尷尬的處境找到一條能夠獲得解脫的道路。

於是有了後來的「吶喊」。從一九一八年四月開始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後,魯迅開始以革命者姿態發聲,一反先前鑽研於國故、古書與墓誌銘的沉默,展現了他欲推翻傳統、嘲諷國粹、激進革命者的一面。

2.  吶喊後──偏激的聲音     
  
        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在《新青年》的《隨想錄》一欄中做起短評,我們視之為魯迅的「吶喊」。其寫作一是為攻擊時弊,二是為反抗傳統[12];這些評語在一九二五年集結成《熱風》,以「有情的熱諷」有別於「無情的冷嘲」。[13]對於所謂「熱諷」[14],到他後來認為「過於偏激的聲音」,在一九二七年至香港的演說〈無聲的中國〉已談到:「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衷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15]所以魯迅選擇用激烈近乎瘋狂的筆調:「意圖顛覆、扭曲體制背後權力網絡的運作,下筆之際更挾著一份對「人心」、「人性」全新的悲觀理解。」[16]在一樂觀積極追求「新思想」與「新價值」的五四年代,我們認為這樣的手段是魯迅的戰鬥文學之所以普遍染有悲壯、消極而陰暗色彩的原因;[17]因在同期浪漫主義散文家漸興的當下,他反而開闢了一條「反傳統」、「走異地」的散文道路。

由楊澤的〈恨世者魯迅〉中可見:「魯迅爲文頗以其「匪氣」、流氓氣爲傲,他的尖刻也鼎鼎有名──宜乎多少人,即使到了今天,仍一貫地視他爲「洪水猛獸」、爲具顛覆性的作者。我們如依此類正統自居的觀點,視魯迅爲一「失格」的文人,那麽,魯迅散文尤其是一種「破格」。」[18]時事確實淆雜紛亂,魯迅也因時代遽變的緣故必須以一戰鬥者的姿態(間以尖苛與諷刺)發出自身的「吶喊」。[19]有異於在散文中追求生活情趣與人情之美,[20]此時的魯迅:「…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21]」除了荒原吶喊的意象,鐵屋裡的吶喊同樣也是魯迅的自剖,[22]又如〈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3]夏濟安即以「肩負黑暗閘門的父親」[24]比喻他「吶喊」的意義。不論是現實生命悲觀避世和積極入世的取捨、面對社會圓滑與尖銳的取捨;還是追以根究柢的理性熱情對抗人群的卑怯麻木……都可看出魯迅內在的緊張狀態,一種理想與現實的拉扯。[25]

        隨之而來的女師大事件的衝突,使魯迅在與《現代評論》的筆戰上耗費了不少心力。筆戰的內容大多關於革命歷史的經驗性總結,但終究是為即時面臨的現實鬥爭所激發而寫──最終這些雜文收錄於《華蓋集》和《華蓋集續編》,並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得以付梓。[26]雖然世間的毀譽接踵而來;《華蓋集.題記》他已表明:「……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27]他對於自己的寫作姿態,跟《野草.題辭》的回應可說一脈相承:「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28];並且由「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29]我們看到了魯迅對自己「吶喊」狀態的評語。

若說五四運動與「吶喊」的熱潮過後,魯迅宛如一個「疲憊帶傷的的過客在尋路」;[30]那麼,他所面對的現實便是──在成功以「吶喊」叫醒鐵屋子裡沉睡的人們後,該引導人們走往何處的問題。而自離了鐵屋子以後,在五四時代面臨一切價值「無有」的狀態下,「孤立的人」又究竟能否繼續生存於一個制度潰散、一切皆「無」的社會中?[31]因種種的疑惑引發他自身的焦慮與不安;魯迅於是乎無可依附地,只能不斷孤獨漂泊、行旅於黑暗與虛無、希望與絕望之間,在黑暗中另覓出路;[32]然而,也往往是透過黑暗、陰影、瘋狂、沉默的意象,他發覺留給人們的只剩:「……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33]

如《野草.題辭》開篇句首所說:「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34]魯迅開創了散文傳統的「變革」,或許也是他在當時代「失格」的來由。過多的解釋與熱切的辯說,反倒將使他愈感虛空和無意義;此時不如以稽康似的任誕癲狂來面對世界的冷漠與誤解,才能使他得以不輟地行走於吶喊的荒原中。魯迅的靈魂雖然沉重而蒼涼,這種自認終將敗北的「悲壯」情懷,卻也因此向讀者展示了其難以抗拒的魅力。



[1] 魯迅,《魯迅全集2》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70。
[2]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126。「他在一種飽滿的沉靜中,在生與死的悖論的基礎上,尋求憤怒(也是「復仇」主題)的意義。這就是他的「雜感」!」
[3]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63。
[4]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由魯迅與瞿秋白再探五四世代〉,《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9年6月版),頁29。
[5] 同註13。
[6]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42中,提到:「(魯迅)試圖用這種普遍承認的舊形式去表現一系列新的個人的衝突與緊張」
[7] 劉玉凱,《破解魯迅.論五四文學革命的新傳統》(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頁72-81。
[8]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0。
[9] 李歐梵著,尹慧珉譯,《鐵屋中的吶喊》(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50-51中,提到:「舊時的種種給予了他一種特殊的沉重悲愴的感情,要為創新而奮鬥,要在一個承載著許多前人和種種陳規的文化傳統中創造出某種新的前所未有的東西來。」、「他不是僅僅喊出反傳統的口號,而是積極尋求藝術地對待這傳統,改造某些他視為可用的,掃除另一些,又輔以外國文學的榜樣,重建自己的文學形式。」
[10]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27,透過李歐梵的觀點指出:「魯迅置身在五四時代「年齡、思想都是青年的一代人的狂熱之中」,和那些「過份浪漫主義、形式鬆散的作品相比,魯迅小說嚴密的結構和富有學識的反諷,在那個時代完全是『非典型』的。」
[11]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38。從《吶喊.自序》提及:「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己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從魯迅父親的亡故、家道陡落,與嘗盡世態炎涼的少年時代出發,一直敘述到後來逃去異地的求學過程,都可看到魯迅不斷漂泊、羈旅他鄉的孤獨形象;然而,對於這樣的「苦」,他後來選擇「叫嚷於荒原中」、「吶喊於鐵屋內」,在時代的渦流中選擇自我抽離以看清現實;雖然到最後魯迅不免得遭到世俗評價上刻意的曲解及誤讀,陷入更大的寂寞與孤獨中。由文末至少可看出魯迅曾經的掙扎:「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12]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74。
[13] 魯迅,《熱風集.題記》,《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08中有記:「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14] 魯迅的〈什麼是諷刺〉裡有個結論:「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并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冷嘲熱諷,諷的根源是心熱,是仍想改變世界。這種熱,又和患著熱中之毒、暴斂婪取的那種熱不同。婪取的熱,又會使得各種熱諷更多、更精彩、更有創意。
[15] 魯迅,《三閒集.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4。
[16] 楊澤編,〈恨世者魯迅〉,《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民84),頁1-30。
[17] 楊澤在〈恨世者魯迅〉中提到:「魯迅當年所服膺的,前衛文學的「驚駭效果」,並不是一種時髦激進的「姿態」而已──而是來自作者對舊文化與舊世代的深切了解與體認。」我們因此認為魯迅對於舊時的依戀,更突顯出他自身在時代中格格不入的「失格者」身影。
[18] 楊澤編,〈恨世者魯迅〉,《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民84),頁1-30。
[19] 楊澤在〈恨世者魯迅〉中提到:「相對於廣大的『庸眾』,魯迅的『超人』或『精神界的戰士』,宣告了與舊社會舊禮教的決裂,所孜孜追求的便是一個絕對誠實、『真實』的自我。」魯迅的形象於是變為李歐梵於所謂「從情感出發又能勇猛奮鬥、具有堅強毅力」的超人了。
[20] 同註28。
[21]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39。
[22]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1提到: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爲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爲對得起他們麽?』『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决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23] 魯迅,《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45。
[24] 葉維廉主編,夏濟安著,〈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頁105-124。
[25]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76頁。
[26] 林賢治,《反抗者魯迅》,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103頁。
[27] 魯迅,《華蓋亭.題記》,《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
[28]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63。
[29]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441。
[30] 劉玉凱,〈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破解魯迅》(2008年版),頁125。
[31]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44。
[32] 郝譽翔,〈北京,現代黑暗之心〉,頁43。
[33] 魯迅,《華蓋題.題記》,《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5。
[34] 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63。